进一步讲，从“两个结合”各自的地位与功能看，第一个结合具有“总体指向”特征，发挥着奠定根基、指引道路和方向的作用；第二个结合带有“重点凸显”属性，施展着立起支柱、植入筋骨与血脉的功效。“总体指向”特征与“重点凸显”属性相比较而存在、相协调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需要深厚牢固的根基，也需要挺拔有力的支柱，唯其深厚根基与挺拔支柱合力共为，方可托举起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两个结合”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好。
“两个结合”由“一个结合”发展而来
“两个结合”的相互区别与紧密联系，从我们党的发展历程中亦可得到充分印证。联系党的历史看“两个结合”的辩证关系，需要先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方面，“两个结合”是新论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往对第二个层面的结合未曾关注、未曾推进，只是被统汇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了，由“一个结合”予以总括包含。我们在新时代凸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恰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获得的基本结论。另一方面，“两个结合”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绝不可视为只是对此前“一个结合”的拆分。以往我们对第二个层面结合的关注与推进，总体看是从属于第一个层面结合的，既比较笼统也不够突出，且尚未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准把握。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独立出来，由“一个结合”进展到“两个结合”，不仅是认识上的深化，更是实践上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就认识到，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照抄，必须在与中国革命、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中才能发挥作用。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要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可谓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文化融通一体的思想结晶。
认识上的清醒与明晰，推进着实践的发展与创新。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注重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结合，由此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足发展，以一系列创新成果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包括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相结合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始终为我们党自觉遵循并坚定不移，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法宝，成为我们党走过百年辉煌、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个层面上的结合贯通党的发展历程中，“两个结合”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