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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2)

(三)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也镌刻在中华文明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基因之中。

“形神兼备”的生命观念。《黄帝内经》中提出“形与神俱”的养生要义,《管子》指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淮南子》则论述了形、气、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儒释道三家无不强调性命兼修、身心和谐。这些观念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也是古人对生命深刻而透彻的认识。

“富而后教”的治理传统。历代先贤无一不强调统治者既要“富民”,也要“教民”。孔子倡导“富而后教”,孟子则强调在“饱食、暖衣、逸居”之上必须有圣贤教化,朱熹则认为“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历代王朝都重视民众的道德教化、礼乐教化,使得普通民众在规律生活、衣食无忧的同时拥有精神的富足。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发展、比翼双飞,既是传承千年的淳朴愿景,也是社会的治理共识。

“耕读传家”的家风家训。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晴耕雨读”是读书人的典型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传统家庭追求的理想家风。唐末五代章仔钧的《章氏家训》,明确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耕保障生产生活,读提升文化修养,彼此相辅相成。

这些文化基因,与科学社会主义“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殊途同归,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演变,党在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上的认识不断深化、方向日益明确。

(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易经》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典籍陈述了这样的天人关系——自然之道是人类生活尊重和模仿的对象,效法自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君子修养的方法。正因如此,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儒家思想以“仁”为中心,强调普爱世间万物。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将爱施于万物是仁道的推而广之。董仲舒提到“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进一步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达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博爱精神,强调真正的君子能与天地合其德、使万物尽其性,成己成物、止于至善。

“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与中华文明固有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相适应,中国社会从先秦起便产生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强调对大自然“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史记》记载,早在舜帝时期,就设立了环保部门“虞”,负责山林川泽的保护。夏朝的《禹禁》是我国目前最早的一部森林保护法。《秦律》严禁在动物繁殖季节进行捕杀。这些都强调了取之以时、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这些文化基因,不同于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而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认知相融通,中国式现代化持续传承、践行和发展着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文化。

(五)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化的“和平基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和而不同”的哲学传统。“和”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国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孟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先贤深刻阐明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和不是泯灭差异,也不是绝对同一,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求同存异,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下和谐共处。以和为贵、爱好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