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清书的介绍和鼎力支持下,于一川入党并到济南学习,创办领导了济南曾在革命低潮时唯一存在的党组织——乡师党支部。他着力舆论宣传,在思想领地上与敌人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大量阅读红色书籍,追随恩师坚定入党
于清书是在1928年革命低潮时,由潍北先期党员牟鸿礼、耿梅村秘密介绍入党的。他出身地主家庭,敢于“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翻身谋虑”,比如把家中收租得来的粮食分给赤贫户,资助家境窘迫的学生把书读下去,影响很大,从而被革命者和青少年学生仰望。他学识渊博,阐述问题深入浅出、设身处地,一言一行常起到“很见成效的牵导作用”,和他在一起“就令人有了主心骨的感觉”。
1928年秋,于一川从县中毕业,何去何从尚未定就。农家倒是没有无活可干的时候,他牵起自家老黄牛到村外放牧,遇到父兄耕地耘苗,就要过缰绳来牵墒；余暇就寻访结识诸村“念过书会讲究问题的人”,从事“只有自己知道的活动”。恰巧,于清书奉命回到老家的前阙庄小学教书。二人本来就是师生,交往更近水楼台了,于一川常跑到老师家,借读红色书籍,不断汇报读后感。于清书先是把革命文学家瞿秋白的报告文学《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推荐给他。于一川“读起来,爱不释手,思想认识有了大踏步的前行”。
于清书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又荐读马列译著,使这个“向上者”笃信共产主义理论,在于清书的发展下。这年底,于一川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乡师内创建党支部,演讲演剧宣传革命
1929年8月,济南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时值省委原组织部长、大叛徒王复元在青岛被中央特科派遣人员张英等铲除,各地酝酿重建党组织。于清书调任临时省委秘书,借机召唤在家乡发展的有初中学历的党员考乡师,于一川响应并考取了。
10月,学校开学,继而又在于清书指导下,成立了以于一川为书记、杜继善为宣传委员、姜效骞为组织委员的第一个党支部。于一川还以共青团济南特派员的身份,联系并指导济南中学、育英中学和济南师范二部等校的工作。
乡师一开课,国民党就指派政治代表张鲁焦来当训育主任。他是个国民党改组派分子,疯狂进行反动的“党化教育”宣传,使不少学生受到毒害。如何把不利局面扭转过来,党支部决定以占领舆论高地为切入点,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采取个别交谈、小型集会,利用纪念日、节假日散发传单,特别是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汲取理论精髓,提高政治觉悟。
教育者须先受教育,支部成员学习的书籍有《社会科学大纲》《国家与革命》《史的一元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等。于一川主导购买了上海“左联”宣传“普罗文学”的书籍,如美国的《石油》,苏联的《毁灭》《铁流》,高尔基的“三部曲”,鲁迅的《呐喊》《彷徨》,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苏俄考察记》以及刊物《拓荒者》《文学月报》等,组织同学们阅读和研讨。
校园内还经常有演讲、演戏活动,与反动宣传分庭抗礼。
1930年“双十节”前后,国民党当局到处组织庆祝,粉饰太平,自吹自擂,蛊惑人心,党支部针锋相对地组织演出一些反帝反压迫的节目,揭露他们的鬼蜮伎俩。于一川和周汉三演出了自编自导的小剧《挣脱》,反映两个穷困潦倒的青年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引起师生强烈共鸣。
合力编纂《柔锋》土法刻印不怠倦
支部亟需有自己“宣传革命主张、呼吁进步向上”的刊物。于是,先创办了油印小刊《红旗》,登载一些介绍红军和苏区斗争的文章,但反映面不够广,且名称“激烈刺目”,在白色恐怖下容易成为“剿灭的清晰靶子”。1931年底,支部决定将《红旗》改名。起个什么名称、经费怎么来、如何“读编往来”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要大费周章。于一川提议多起几个名字,随机变幻,换汤不换药,让敌人搞不清箭是从哪里射来的,越懵越好。刊名拟了多个,如《刚健》《锐意》《芳草地》等。于一川汲取各方有益意见,拍板叫《柔锋》:“在白色恐怖下求生存,不能像典韦、许褚那样赤膊上阵,含义要蕴藉,避免直白。‘柔’,温和,不过激,貌似儿女情长、花前月下的况味；‘锋’,崭露峥嵘,像匕首,似尖刀。合起来,就有绵里藏针、柔中带锋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