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川与青年学生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到南京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回来后,却被所任教的学校莫名解雇,他只好奔赴胶东栖霞革命根据地这一更广阔的战场。
避免被捕改姓名,南京请愿遭辞退
1931年4月5日,山东国民党韩复榘当局制造了杀戮22名共产党干部的“四五”惨案,其中有乡师党活动的坚强后盾于清书。支部迅即联合济南其他党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声讨游行,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民心。7月,杜继善、姜效骞相继被捕,于一川也在敌人逮捕“另册”之中。他被迫离开乡师,经一直主持正义的校长鞠思敏介绍,到济南正谊中学附属小学任国文教员,化名俞益传。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热潮高涨起来,抗议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乡师支部和其他学校取得联系,协调行动,组织了南下请愿团,要面谏蒋介石。但受到韩复榘当局的阻挠,请愿团便在津浦路济南段进行卧轨斗争,切断南北交通数天,迫使当局同意他们南下。
12月初,济南请愿团到达南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会合,迫使蒋介石走出“总统”府,当面回答学生的质问。12月17日,济南请愿团又配合北京、上海、杭州请愿学生游行示威,激愤之下捣毁了国民党党徽和中央日报馆等处。南京卫戍司令部立即派出大批军警,用枪弹、刺刀、棍棒进行血腥镇压,使30多名学生被杀,1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次日,济南请愿团被武装押解离宁回济。于一川正准备去上课,附小校长亲自给他送来了一个月的薪金,二话没说就走了。不言而喻:你南下请愿,给学校带来后患,不敢用了。
胶东根据地从戎,转赴鲁南办党报
乡师学生多来自农村贫穷家庭,毕业后回乡能谋一个教学岗位,则是学习目的。而党员学生更多的是服从革命需要和组织安排,叫去哪就去哪,不为稻粱谋。1932年夏天,于一川父亲于龙书掐算儿子该毕业了,就写信催他回去,说已从孙家小学找到一个讲台站位。但没想到儿子决意不回乡,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交给了阶级斗争,交给了抗日斗争。
1933年7月,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为“捕共队”队长,全省党组织再度遭到严重破坏,乡师党支部挑起了恢复全省党组织、重建山东省委并与中央取得联系的重任。时任乡师党支部书记的赵健民骑着廉价买来的自行车,四处串联,组织革命力量。1935年冬,山东省临时委员会由书记刘仲莹、组织部长赵健民、宣传部长鹿省三,委员于一川、陈太平5人组成。赵健民又骑车数百里,从河北濮阳(今山东莘县)请来黎玉同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36年5月1日,山东省委正式成立。
该年初秋,赵健民被捕,于一川参加了一系列营救斗争,获得成功。10月,组织安排于一川到胶东栖霞抗日根据地工作,体验战场生活,锻炼军事能力,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栖霞和蓬莱、黄县、福山、招远4县交接,东连昆嵛山根据地,西接大泽山根据地,地理位置险要,是艾崮山抗日军民的政治中心,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乃至全国建立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于一川被派到这里,充分说明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他负责宣传发动工作,但时间不长就接到调令,奔赴鲁南抗日根据地,从事他擅长的舆论宣传工作,预备办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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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一川离开乡师至1937年学校撤销,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相继有潘复生、王文轩、姚仲明、李敬先、赵健民、张振一、李师侗、景晓村、白学光、高启云、于杰,在异常艰苦的形势下,保存、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乡师党支部曾一度成为济南唯一存在的党支部。学校8年培养学生700余人,其中党员161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走出来的学生都担任了党政军的重要职务；解放后有90多人为厅、局、地、师级以上干部,其中省、军级以上有30余人,含少将4名。乡师党支部为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巩固和发展保留了火种,在历史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年“七大”时,被誉为大革命失败后济南市和山东省党组织的“大明湖畔小延安”“山东革命摇篮”和“攻不破的坚强堡垒”,在山东现代史和党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