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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折系民生受重视

      清朝历代帝王对水利都特别重视,康熙皇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列为治理天下的三件头等大事。乾隆皇帝在《南巡记》中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有关各地水利工程的奏折,也特别容易触动清代帝王的敏感神经。

  陈世倌、何国宗察勘胶莱运河无需通漕

  胶莱运河是元代开凿的一条连接莱州湾、胶州湾的运粮河道,有关胶莱运河的开凿与疏浚,元明以来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时兴时废。雍正二年(1724),当时的吏部尚书朱轼提出重开胶莱运河的建议,朝中官员意见不一。时任侍读学士德龄上《奏请开修胶河以济运道折》,认为“京都仰粟东南,岁漕数百万石,惟恃一线运河,时遇旱干,不免延期逾限,若得重开胶河,量分江浙等处漕粮,裕国便民莫此为大”。同时又开列可开与不可开之种种理由,奏请朝廷派贤能河员实地察勘。同年,雍正皇帝派内阁学士何国宗会同山东巡抚陈世倌前往勘察。

  陈世倌、何国宗等抵达元代开凿的胶莱运河现场,进行实地勘察,详细了解胶莱运河古道的走向和沿途平度、高密、胶州等地的山川地势。同时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特别是征求了原任平度州州同温文桂的建议,温文桂主张“不可行粮艘,惟两岸民田陂水藉河为宣泄,宜用民力疏浚,则民不怨而田无水患”。陈世倌、何国宗经过实地勘察和评估后,达成了与温文桂一致的意见,主张只可疏浚胶莱运河与胶河,以造福当地百姓,但不能作为运输漕粮的通道。陈世倌于雍正三年(1725)七月十一日上奏说:“计两河共估挑土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方,拟于农隙举行。”雍正朱批说:“凡一切条奏地方事宜,朕概发与尔等督抚,斟酌可否,非朕之真知灼见,必欲举行之事也。此所奏胶河,如确乎有益,则亟宜兴工疏浚,无益则止,总在尔审定之耳。”而何国宗在奏折中也说,通潮不足恃,蓄泄亦不足恃,纵使开通胶莱运河,海口淤浅如故,亦难以通行,转漕通商,势所不能,似可无庸再议。雍正四年(1726),雍正皇帝全面权衡后,作出了勿庸再议的最后结论,疏浚胶莱运河作为漕运之道的构想从此远离了大清庙堂。

  山东巡抚富明安奏请疏浚高密百脉湖

  高密百脉湖附近自古以来是经济富庶之地,北宋《太平寰宇记》载:“东西百余里,灌田万顷,民尤赖之,是多豪富。”但元代导百脉湖水入胶莱运河,百脉湖渐趋缩小,惟夏秋受上游胶河等水,常积水深至数尺,湖内土地也难以开垦。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时任山东巡抚富明安亲赴高密百脉湖查勘,借鉴前任高密知县张乃史在百脉湖东南挑河垦地的经验,奏请于百脉湖内挑濬引河,引胶河之水往北入胶莱运河故道归海,使湖内可涸出四五百顷土地可供开垦。乾隆朱批“所办好”。随后富明安奉旨督促莱州府大小官员,趁水势消涸、天气未寒之际加速办理。计挑正河九百二十丈,引河九百丈。到十月间,水涸得可垦地四百二十四顷六十九亩,百姓当年种麦二百零六顷六十余亩,其余待来春耕种。富明安在十月二十日的奏折中说:“民情踊跃欢忭。”

  富明安挑濬高密百脉湖得新垦地一事也被载入《清史稿·富明安传》中。据后任山东巡抚周元理奏称,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高密县百脉湖内共涸出地四百二十六顷五十六亩,内除河埝占地一顷八十七亩,盐碱砂石地六十三顷十四亩另行设法劝垦外,已认垦三百六十一顷五十五亩。昔日水波荡漾的百脉湖,最终被变为数万亩沃野粮田。

  未堪实便奏请修筑昌邑海堤坍塌严重

  昌邑北境濒临渤海,原有元代所修海堤,以保卫境内田庐,由于年代久远,至清代仅存遗址。乾隆十六年(1751),因风潮过大,淹没昌邑滨海许多村庄,致使一千三百二十余顷土地无法耕种,朝廷给予豁免粮银五千四百余两。此后海潮屡有侵害。乾隆四十三年(1778),昌邑人王永玫呈请修筑海堤。时任山东巡抚国泰进京觐见乾隆皇帝时,趁机奏请修筑昌邑海堤,复垦土地以增加国家赋税,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准。国泰回任后,委派莱州知府胡德琳、胶莱运判谢洙勘估修筑。共修东西海堤一道,西自利渔河东岸,东至胶河西岸,长56里,共发帑银34382两,所用工款,以百姓复垦的土地分6年征还。《清史稿·河渠志》记载的“乾隆四十三年,修昌邑海堤,居民认垦堤内鹻废地千二百余顷”,即指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