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入文化单位,组织社会文化活动、辅导基层之外,从事专业创作和研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个人的艺术观念、创作模式和书风面貌。我认同“字如其人”之说,认为作品是书家道德追求和艺术修养的外化,艺术风格是作者审美取向的反映。
之于华丽,我更追求朴素；之于繁复,更倾向简单；之于浓烈,更希望平淡；之于人为,更崇尚自然,万象生于自然其间也。总想以此物化于作品之中,然而又总是不能尽如己意。但我还是相信,艺术家以作品立世,其艺术思想应该体现于作品之中。
由此,我注重书法作品的思想性,思想决定境界、品格、气局,故思想性又有普遍意义。思想性具体于一件作品可能并不显见,而纵观全部(包括作者的全部和全部的作品)却始终客观存在其中。我并不认为书法家自然就是思想家,只是想强调书法创作过程以及书法作品所呈现的理性思维和文化价值的追寻。
学术思路所能打破的创作樊篱
随着金石学的兴盛,清末至民国间金文书写备受重视。其章法布白多依器物铭文格式排列,笔法看重金石气息。我较欣赏商周彝器中徽号、少字数铭文形式,注重表现金文奇异瑰丽的图案性和古典的造型美,笔法力求突破平实匀停、敦厚端重,揉以行草笔蕴,赋予作品自由清新、率真天然、蓬勃积极的时代感,或再以他体题跋,呈现新的视觉效果。
甲骨文出土后,人们重视其考古、文献和文字学价值,而探求其艺术特质的研究却少有创获,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书家大都仍以金文笔意书写甲文,结体规范整饬,章法一如其他书体,并无特色。甲骨文与金文虽然同属古文字,使用朝代先后相连,且有并列使用的时期,但在艺术特征上存有明显的差异。甲文载体是兽骨,金文是青铜；甲文以刀锲刻,金文以范铸造。从文字学角度分析,甲文象形意味更浓,金文相对抽象规范。两相比较,甲文更具原始混沌的美学价值,而这种独特价值的存在为丰富甲文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可能。
篆书创作还有一个绕不过的重要问题就是用字。特别是甲骨文中能为创作所用之字只千余,这无疑是一大限制和障碍。创作者能做的不是突破限制,排除障碍,而是遵守法则,在规定的空间内完成规定的动作。如果能以“带着镣铐舞蹈”形容格律诗写作,那么借此形容甲骨文书法创作也丝毫不算过分。
与作品思想性比较,创作模式似更具方法论的性质。以学术之视野把握书法艺术发展脉络,超越时代、地域、门派诸限制,特别是突破书体之间樊篱,取长补短、杂糅融合而形成自家风格路数,似应是当代书法创新的正途；以学术之手段解决文辞斟酌、故字取舍等实际问题,似亦应是篆书及篆刻创作方法的正确选择吧。
应遵循篆刻艺术的本体规律
中国金石学至清末,山左乃重镇,潍县陈介祺乃领军旗帜,其收藏之丰富,鉴赏之精当无人能出其右。既使今天传统金石学为现代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及书法、篆刻等艺术学科分解取代,而陈介祺的学术思想仍影响深远,其考古、传古的方法仍具有现实意义。老一代金石学者考据古物之笔记、手札、题识等不仅蕴含着学问智慧和人文情怀,而且还丰富了书法的艺术表现样式。
篆刻虽然与书法有密切的关联,却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我们似乎应遵循其本体的规律,着重表现其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而任何试图美术化和强调技术化的倾向只会降低其欣赏品味,最终消解其固有的文化历史价值。我不反对篆刻创新,注意到一些富有原创精神和卓有成果的实践；我也赞同篆刻艺术领域的拓展和审美观念的外衍,只是不主张勉力强牵；我还同意“印从书出”,探索将书法所承载的意蕴印化于篆刻之中,使印面及边款更具写意情调,相对于工艺制作更加凸显人文因素。以上观点在我的篆刻作品中或有体现。
新的时代文化繁荣,书法热潮经久不衰,其间流派纷呈,主义彰显,名家辈出。如果依然墨海艺潮,我愿随波逐流；若过分喧嚣浮躁,我还是想清寂一些,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人生的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