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练厚重。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幕幕壮丽的历史画卷,同时亦给我们构筑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殿堂。
近年来,关于易学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源头之一的学说,已在学界达成广泛共识,即便在民间,也有着更为广泛的认同。她从伏羲到黄帝再到文王以及孔子以来两千多年间的易学文化传承中,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华民族哲学思想文化的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易学文化源远流长。
漫步时空隧道,追寻着古代哲人的身影,倾听着他们轻轻的对吟呓语,我仿佛看到,6000多年前,原始人文始祖伏羲氏正在聚精会神地画卦,并演绎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体系——《连山易》；4000多年前,人文始祖黄帝正在与群臣对话,演绎着那个时代的人类思想精华——《归藏易》；3000多年前,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运筹着天下大势,推演着他的治国理政方略——《周易》,从而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历史。
孔子作为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在编选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把《易经》作为中国古代首推的重要经典之一,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易经》的这一崇高地位,自从在汉代被进一步确认以后,直至清代,历朝历代都占据重要的学术位置,在有的历史时期还一度成为“显学”“官学”,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演《易》用《易》几成风尚。
穿越时空隧道,我仿佛看到,司马迁在其穷毕生精力撰写的《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演《易》用《易》正在做着精彩的描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帛书《易传·要》对孔子晚年的研易活动,更是有着生动的描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而在《论语·述而》篇中,也有孔子自己对于《易经》相见恨晚的慨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在其六十九岁几近“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对《易经》的热爱程度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由此可见,易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孔子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研易著作汗牛充栋,用易典范层出不穷。完全可以说,一部易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史。仅以宋代为例,除了哲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等均有易学专著外,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王安石,史学家司马光,理学家朱熹等,也皆有论《易》、解《易》之作。而一家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则以子承父命的意绪,合作著成了《东坡易传》。易学作为历史上的传统“官学”,由皇帝主持编纂易学典籍的也不乏其人。明初,永乐帝修《五经大全》,其中有《周易大全》问世,“书成,风靡全国”；清初,“留心经义五十余年”的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编纂了《周易折中》,并御制序文介绍。清末重臣曾国藩的成功之处,与演《易》用《易》不无关系。曾国藩一生自许要“以读《易》为正业”,在他的家书和日记中,其读《易》致思、用《易》致理的例子随处可见。这表明,演《易》用《易》不仅成为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立论、立言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指导他们立德、立功的重要方法。《易经》的辩证思维和由此而推演形成的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正一代又一代地演绎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宁静厚重的文脉传奇。易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哲学精神的源泉之一,在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所说,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