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受命由杭州移知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年底到任后，苏轼便开始主持密州的军政事务，并于次年写下《超然台记》。这是一篇兼叙事、抒情与论理的美文，篇幅不长但思想深邃，可谓苏轼在密州人生的重要写照。
移守胶西、子由在济的喜乐
苏轼来到密州，首先是开心的。其一，官职获得升迁。来此之前，苏轼在杭州做通判。通判是州中次于知州的职位，如《神宗正史·职官志》所载，“知州掌郡国之政令，通判为之贰”，可以说是州郡的副长官，人数常常不只一员，而且军事权力受到限制。而到密州，苏轼担任“知密州军州事”，是主管一州行政、军事的“一把手”。由“副”而“正”，晋升的获得感是人之常情。知州能在政治上独当一面，又为胸怀抱负者提供一个有较大自主性的平台。这都是苏轼所希望的。况且，这是苏轼首次主政一州，他自然对这个相当于古时候“太守”的职位有明确体认。同时期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云“为报倾城随太守”，是太守对满城百姓相随狩猎的积极回应，词作通篇慷慨任气、意气风发，“老夫聊发少年狂”、射虎射狼，也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的彰显。
其二，情感有所依托。苏轼到密州做官，胞弟子由（苏辙字）“适在济南”。苏辙在《超然台赋序》中说，子瞻（苏轼字）在杭州任职三年没有调动，因为自己在济南故而请求调来齐鲁之地。所以弟弟的任所当时在济南是苏轼自请来密州的重要原因。苏轼、苏辙兄弟感情很好，二人早年一同离乡赶考、同年登榜步入仕途，此后终身相互搀扶，精神上也堪为知己。在密州，苏轼修筑超然台，是请苏辙取的名。中秋饮酒望月，写出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又说“怀子由”。漂泊异乡多年的乡思，在朝中因反对变法而被迫外任地方的不得志，凡此种种，都因“移守胶西（代指密州）”、子由在不远处而获得很大精神慰藉。
日食杞菊、为苟全计的困苦
来到密州成为一方主官，苏轼却没有过上“滋润”生活，反而遭遇明显的困难与艰苦。一方面是条件艰苦。密州古属齐地，这里的土地自来就偏于贫瘠、盐碱化很重。农耕文明时代，土地资源关系民生根本，也同时制约了原本相对发达的渔盐工商发展。偏在一隅、交通不便的地理位置也对物质、人员流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以致这里“四方宾客不至”。特定的自然条件又造成了这里旱涝灾害较为频繁。苏轼到任时，密州灾害严重，持续大旱、螟蝗肆虐，物质相当匮乏。这与他刚离任的江南富庶之地远不能比。在《超然台记》中，他将从杭州调任密州作了一番形象的比较：放弃了乘坐舟船的舒适快乐，而要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了有雕绘墙壁的华宅，而蔽身于粗木建造的简陋屋舍；远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而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因此，身为知州的他也面临着食材短缺的窘迫，以致“日食杞菊”，不得不找一些野菜来充实后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