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州务繁重。上任伊始的喜悦与得意尚未及细品，繁重的州郡事务已迫在眉睫。因为权、责相伴，紧接职权而来的是沉重的责任。《超然台记》中写道，苏轼“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可以说，旱灾、蝗灾和匪盗成为压在新任的苏太守身上的“三座大山”，是他当好密州“父母官”亟待解决的重点任务。身为州官，上达朝廷、下接黎民，有时候会“两头难”。新法弊病重重又不能不执行，天灾人祸横行百姓悲惨，如何在不违政令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救济人民，“为苟全之计”，殊费思量。苏轼由是遭受了比有限的物质艰苦更为持久和折磨的精神之困。《超然台记》以过半的篇幅探讨祸福、辨析大小，现实中所遭受的艰苦就是他哲学思辨的生活来源。
未尝不在、果蔬可饱的超然
当苏轼在密州遭受物质、精神双重困苦时，人们觉得他显然是快乐不起来的。然而他却宣称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连头上白发也逐渐转黑，仿佛日子过得不错。《超然台记》“乐”字出现8次，甚至于最后苏轼满足地直呼“乐哉游乎”。困苦境地中出现了如此“反转”，得益于苏轼的超然物外、乐观积极的认识。
应辩证祸福小大。在《超然台记》中，苏轼分析人们孜孜以求福而辞祸但却往往不可得，原因是人欲望的无限与物质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如果“游于物之内”，就像钻到事物里面，看到的自然是横亘眼前的高大状态，进而被压迫，产生无法逾越的困难。因此美恶忧乐的产生源于自己认识的狭隘。明白了这般原理，就应该辩证地看待事物，善于发现事物的“可观”之处，由此培养自己获得快乐的能力。因为物皆有可乐之处，“非必怪奇玮丽者”，这迥异于王安石“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观点。在苏轼另一篇文章《宝绘堂记》中，他提出君子要“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懂得欣赏事物但不可沉溺其中，这样的话微小之物就可以让人快乐、极致之物也不会给人造成伤害。两文的思想是相通的。
要能够既来则安。面对困难，苏轼主张不应逃避，而要迎面而上。文中写道“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表面上是说他无论天气的阴晴、时间的早晚，常常在超然台上游赏。超然台，其实是浓缩的密州，这句话实是苏轼对于自己在密州期间全过程融入这里、“完整版在场”的诗意表达。“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浊酒可以醉、粗食也能饱，这种苏轼式的达观，不正契合了儒家“复圣”颜回的箪食瓢饮而不改乐吗？孔颜乐处，既来之则安之，大多数人只是说说，苏轼却真的做到了，正如他多年后在词中写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需坚持积极自强。苏辙取《老子》中的语词，为密州修葺的高台定名“超然”。但苏轼的超然并非寻求出世、消极无为。政治上，苏轼积极作为。在《超然台记》中，苏轼说他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他的愚拙无能。其前半句应是真心话，后半句却是谦辞。在密州，苏知州带领民众祭山祈雨、田猎练兵，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地方难题，为官一任造福了一方。生活上，苏轼积极体验。考察历史遗迹，感悟先贤风采，从众多古人——姜太公、齐桓公、卢敖、韩信等身上思索正反两面的人生之道，获得历史的启示。一处前代废弃的台子稍加修葺就能“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园子里粗摘的蔬菜、池塘中钓取的游鱼加上高粱酒、熟糙米，就可资其乐游。这正是苏轼的本事！文学上，苏轼积极开拓。密州期间他创作了一系列传世佳作。如其出猎词、悼亡词分别是豪放、婉约词之极品，中秋词、清明词更是同类题材之巅峰，无怪乎有人说苏轼将密州变成了其词创作的“蜜乡”。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有一个著名的理论——“穷而后工”，意思是文人越是窘困不顺，作品就有可能写得越好。身为父母官的使命如一副重担，造成了苏轼的压力和困顿，却在客观上也促发了他沉淀情感、凝练文学佳作。词中“东坡范式”的横空问世，与《超然台记》等诗文佳作的写就，都堪称由困境苦楚玉成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