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如江河，从一线清溪渐成澎湃巨浪，时而静水流深、波澜不惊，时而奔腾浩荡、沛然莫御，终汇聚为承载世代人类智慧的生命之流。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炼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进而言之，历史的连续性并非仅指线性维度上的连绵不绝，实际上具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且与其他四大突出特性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独特的地理气候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自然基础
“文明”大致可概括为某一特定的人类集群，或者指该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及其自身特质的形成，都必须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和气候条件。就目前研究的共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区域是中原地区。远古时代，中原地貌多为稀疏草原，地理格局大致除了覆盖野草、低矮灌木、乔木外，别无太多大型植被，只需采用较为简易的石器、骨器或木制工具，便能进行地表清除，进而有助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与种植。农业便在距今10000年前诞生于此。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气候条件也颇为独特。这一片幅员辽阔的平坦区域，在远古年均降水量有600—900毫米，符合英国学者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观点，这是一种总体上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
举目整个欧亚大陆，中华文明也颇占优势。一方面，西北的戈壁与山脉将其他族群隔绝在外，东面的滔滔大海在当时是任何外族不可跨越的天堑，中原不会面临类似两河流域、古埃及、希腊那样的频繁战争。另一方面，不光是黄河流域，中国境内的长江、淮河、海河、珠江等流域间并不明显阻隔，只要技术条件允许，可以实现内部互通，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体现出既葆有各地区自身特色，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之复杂情形。这种地理条件不仅对于出现先进生产力极为有利，同时对于华夏大地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也十分有利，使得华夏以中原为枢纽，早早就实现了政治统一，促使国家与社会治理达到了较高水准。中华文明于此广阔的摇篮中可久可大。
稳定的空间规模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生长保障
正是基于文明的早熟与政治统一的实现，从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邦国到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再到秦汉至明清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中央—郡县”一元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于距今数千年前就底定了疆域的基本规模，为中华文明的稳中有变、改易更新提供至为关键的空间保障。
同时，纵观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较为明确的疆域规模也孕育了非常鲜明的治国理念——“大一统”思想。《楚辞·天问》有云“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炎族的图腾龙背负黄族图腾熊出行，说明两族已高度融合，“炎黄子孙”遂为中华民族大一统之象征。进入商周时代，礼乐文明逐渐发达，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诗经》里面所宣扬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最生动的体现。降至春秋战国，周王室衰落，礼坏乐崩，诸侯林立，天下苦乱久矣，反而催生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三字的最早出处。最终，由崇尚法治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为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基础——官僚制与郡县制。自西汉武帝将“大一统”纳入其构建王朝治理的实践后，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历朝无一不将之贯通于治道的因革损益与治术的进退消长之中。在如此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在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反复的双向碰撞和互动中，“大一统”思想不断被赋予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