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是中华民族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并形成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继续取得成功的精神财富。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的是“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也形塑着当代中国的崭新模样。
应时而变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一个民族，其创新性首要体现于支配其行为的深层生存哲学。中华民族决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民族，创新性是其传统生存哲学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创新求变的重要性，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的盘铭上就写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老的经典《易经》强调变易的意义，如《杂卦传》指出《革》卦和《鼎》卦的主旨：“《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解释《贲》卦的《彖传》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传》也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种应时而变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儒、释、道三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辅相成，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作为中华传统哲学的主体，儒家在特定的阶段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但纵观其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很好地继承了《易经》的变易思想，总能应对时代的挑战，适时进行调整和革新。在统一的汉帝国稳定之后，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家引阴阳、五行学说入儒，使儒家在关注人世的基础上开始具备更广阔的宇宙视野，并试图将世间一切纳入此架构并获得合理解释。谶纬化的儒家在汉末走向衰落，魏晋时期儒家又尝试与道家结合，以适应政治形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伦理融为一体，于是玄学产生并于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至唐代，韩愈在佛教、道教的压力下试图建立儒家的道统，并发掘儒家的心性思想。至宋代，儒家汲取了道家的宇宙观，以及道家、佛家的心性观念，发展出被称为“新的儒家”的理学、心学思想。一时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儒学大家如群星璀璨，他们新见纷呈，使儒家思想更为深刻和丰富，蔚为大观。自元代直至清末，理学成为官方的主流学术思想，带有禅学色彩的心学也影响到一代又一代士人的生活。理学、心学是儒家哲学的高地，但绝非终点。当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经历痛入骨髓的百年屈辱，当传统文化屡遭西方思想的冲击而面临重重困境，许多文化英杰肩负起革新儒家、发展儒学的神圣使命，于是有了现代新儒家的出现。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新儒家的学者，或援佛入儒，或援西方哲学入儒，在中西文化空前碰撞的时代，为传统儒家哲学寻找新的生机。
与儒家哲学创新发展的过程相始终，历史上不同时期所重视的儒家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有所调整。从西汉时期直至南宋，作为经学核心的儒家经典由五经发展到七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自元代始，又由于理学已成官方哲学，四书跃升为科举的重点，获得了超越五经的地位。儒家经典在每个时期的变化还体现在那些研究著作的层出叠见。中国古代的哲人主要依靠注释和研究经典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如宋代王安石等人的《三经新义》、朱熹的《诗集传》，相关书籍浩如烟海。所以即使对同一部儒家经典，不同时期人们的理解常大不相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就是为了给他的变法革新建立理论依据，带有鲜明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