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的发展也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佛教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魏晋时伴随玄学的兴起，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哲学范畴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佛学由于在理路上有与玄学相近之处而迅速传播。特别是大乘空观可比配于老庄的贵无思想，一个讲“空”一个谈“无”，两者相得益彰。但源于印度的中国早期佛教在伦理观念、价值导向上与本土文化存在诸多冲突之处，所以佛门中人和士大夫群体很早就致力于三教融通，从多层面改造佛教以适应中国人的需要。魏晋时期曾流行的主张一切皆空的般若系思想，逐渐被并不完全否定现世的涅槃系思想取代，中国化佛教——禅宗最终在唐代产生。在禅宗这里，所应空掉的是妄心、妄境，而真心、真境则并非虚无。禅宗汲取了儒家的入世精神、道家的任运自然的追求，成为一种境界超迈、充满情趣的生活哲学。并且它厌弃对外在权威的依赖、强调自我的价值，以至于后来成为许多哲学家理论创新的思想武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是革命性的。禅宗和原始佛教的距离是如此之大，范文澜甚至说：“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达摩不算是始祖。”这种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成功改造不但使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新生，也使它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乃至普通人的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文明更为内蕴深厚、丰富多彩。即如文学艺术，就深受佛禅浸润，禅为书法、音乐、绘画、诗歌、戏曲、小说、园林等增添了无尽的空灵和意味。季羡林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说：“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
道教哲学同样重视创新。道教自东汉时期产生，它神化了老子“道”的理论，杂以神仙方术等民间信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汉代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是比较原始的民间道教派别；东晋时葛洪撰《抱朴子》，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将养生与应世相结合，确立了道教发展的基本方向。后经南北朝时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借鉴儒家和佛教两家的思想，道教从内容到形式得以不断充实，终于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鼎盛。宋代以后，道教继续追求三教合一，更加侧重内丹的修炼，在元代发展出正一、全真两大宗派。但明中叶之后，道教在民间的活跃度较高，在官方和士大夫群体中的影响渐小。在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这一点上，中国佛教比道教走得更远。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传统智慧的继承，又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即重视史实的书写，孔子整理的《春秋》后来被作为儒家的基本经典。修史也成为历朝历代的文化使命，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刘知幾、元好问等著名的史学家。作为古代学术主体的经学的发展，也是在尊重儒家基本经典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阐释和运用。与重视既往经验相关，中国人很早就有收集、研究文物的传统，颜师古《等慈寺碑》中说“即倾许之人徒，收亡隋之文物”，文天祥《跋诚斋〈锦江文稿〉》中慨叹“呜呼！庚申一变，瑞之文物煨烬十九”，均是看到了文物的重要性。宋朝时已出现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研究古物的金石学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并不简单肯定或否定前代的制度，孔子曾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辩证的继承，是在“因”的过程中有损有益。这样的历史传统，使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经验与智慧不至于因天灾人祸而湮灭，又能在继承、革新中得以发扬光大。“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传统智慧的保存和利用，是中华文明在创新中永葆活力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