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述三代文明的“中国”概念可以看出“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到孔子创立儒学时，这一理念更被明确地抽象总结出来。《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本篇以“尧曰”为题，似乎不单单是径取首二字以名篇，而有深意在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云：“《论语》终于《尧曰篇》，《孟子》终于‘尧舜汤文孔子’，而《荀子》亦终于《尧问》，其意一也。”邢昺《论语注疏》：“此篇记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语，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圣人之道，可以垂训将来，故殿诸篇。”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章实已逸出《论语》本文之外，再度将时空界限伸展至远古，对自尧帝至孔子诸圣人之“法语之言”予以表彰，盖以明圣人道统之传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法垂范！尧帝告诫大舜，《尚书·大禹谟》记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十六字心传”，实为圣王治道要诀，千古不刊。“允执厥中”四字最为紧要，点明先王之道，在中庸守常，诚如郑玄所言：“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之为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恰当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之间不偏不倚地允执厥中之道，须臾不可或离。
在儒家这一道统叙事谱系中，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上古先圣先王所传的正是“中”之道，“中道”是贯通二帝三王与孔子的纵摄原理。三代以上帝王的中道原则与宇宙论王制捆绑在一起，是一种体制化的秩序，在那种关联中，宇宙被想象为一个国家，映现了政治社会。从王者也会更替的层次来说，人受制于王、王受制于天、政治受制于宇宙、历史受制于礼法，王者唯有以“中道”才能获得统治的正当性，所以登基典礼就是基于“中”的统治权的仪式化宣示。
何为“中国”？“中国”就是作为一种文明而存在的“中道之国”。
“中国”再出发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理解中国的“金钥匙”，论断高屋建瓴，深刻阐发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能性、重要性与必要性。
墨子言，先圣先王言行事迹“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尚书》也说“天叙有典”“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典有则，贻厥子孙”。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今人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比古人更多的资料，透过前人未见的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能激活太多信息，某种意义上使今人比古人更能接近上古历史真实轮廓，这为更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综合考古资料、传世文献与学界研究的推进，以一种理性的冷静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从尧舜到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并达到了一个文化积累无比深厚的高度。
基辛格在《论中国》开篇中就谈道：“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基辛格的这一判断是值得重视的。
从孔孟荀到程朱陆王乃至现当代新儒家，中华文明始终在“中道”的引领下前行。如今，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对尧舜禹文武周公诸先王以及孔孟荀程朱陆王诸先圣所一脉相承的“中道”的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