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深入考察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演进历程和历史特点，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底蕴，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建设史。自从5000多年前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延续至今。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进行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文明成果。文明传承与文明建设不可分割。中国经历过数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也经历过众多王朝的更替或各民族政权的并存，但始终保持着文明的连续不断，根本原因就在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进行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制度构建的本质特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建设的初创时期，中华先祖不仅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明，也创造出灿烂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夏朝的建立表明中国进入了以国家制度形态传承文明的新的历史时期，结束了因邦国林立而缺乏政治核心的状况，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雏形。商朝国家结构进一步发展，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制度构建，大大扩展了商朝的政治影响力与政治凝聚力。周朝推行宗法制与分封制，将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分配相结合，并以礼乐文明巩固维护这一制度，国家结构更加严密完善。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时期。经过漫长的演化，作为中华文明传承最重要载体的甲骨文形成并成熟。甲骨文包含祭祀、天象、田猎、农业、战争等许多内容，反映了商人的精神世界。周朝的精神文明突出表现在民本思想的觉醒。从夏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中，周人总结出要重视民众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著名论断，出现了“明德”“慎罚”“保民”的德治思想。民本德治思想从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秦汉至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华民族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时期。秦汉王朝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文书制度等，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制度文明的基本形态。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制度文明不断发展完善，其总体方向与趋势是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形态。与制度文明建设并驾齐驱，秦汉以降的精神文明建设蔚为壮观。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社会大众日常价值观相融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修齐治平、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革故鼎新、六合同风、允执厥中、彝伦攸叙等理念，并贯彻在历代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建设连续不断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历史特点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道路，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化的一脉相承，这决定了中华文明建设的高度同质性。但同质不是停滞，是在继往开来进程中的不断创新，其根本原因是文化基因没有改变。
重视大一统内聚性的制度建构。国家是文明的载体，国家形态体现着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典型特征，是中华制度文明的核心。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理念，秦汉以后全面转化为政治实践。一是高度重视中央权威。中央的统摄地位和中央在国家制度总体安排上的权威是大一统的首要特质，数千年的单一制国家政治传统也因此形成。二是高度重视国家统一。国家统一是历代王朝不懈追求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分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涣散等，而不是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因素，因此无论怎样的分裂，最终还是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三是高度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权威不仅表现在权力集中上，还体现在对国家事务的统领与治理上。朝廷制度、郡县制度、文书制度、选拔制度、监察制度等不断完善，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与行政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