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定不移推进“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这一连续性是形成巨大人口规模的重要原因，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强健雄厚的生命力。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特征。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呼唤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因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套凝聚人心的统一价值观，才可能实现对广土众民的有效治理，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巨大的人口规模还意味着不同民族交融汇聚的多元一体格局，塑造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由此可见，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等有着密切关系。
“生生不息”的仁道理念。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是儒释道三家的共同追求。《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有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朱熹《仁说》亦曰：“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中华文明重视保障生存、成就人生、绵延生命，因而成就了生生不息的数千年文明，成就了人口繁庶的泱泱大国。
“参赞天地”的人本追求。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人虽只有七寸肉体凡躯，却是“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具有参赞天地化育的功能，应当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才”。这种文化既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又认为应合理安顿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正因如此，人的生命极为宝贵，既要保障生命的繁衍，也要促成精神生命的成长。
“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代圣贤反复倡导，为政者必须将民众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将民心所向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衡量标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老百姓利益得到保障朝代就兴盛，反之就会衰败甚至被推翻，这是中华文明流传下来的一个朴素道理。
这些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相互融通，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互契合，滋育着人民至上的文化特质。
（二）
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深刻总结了富民与国家政权稳定的内在关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相融相通，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品格。从《易经》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到《道德经》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再到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先哲深刻体察公正无私的天道，以此作为人间正义的标准，这些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等贵贱、均贫富”的民众诉求。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中国古代哲人曾描绘出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礼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理想社会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
“庶富教”的施政纲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历代圣贤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论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通过政策利民、安民、富民，保证百姓安居乐业，既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共识，也是历代王朝的重要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