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化基因，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异曲同工，由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一以贯之，绵亘千年的大同理想在新时代的中国落地生根、照进现实。
（三）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也镌刻在中华文明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基因之中。
“形神兼备”的生命观念。《黄帝内经》中提出“形与神俱”的养生要义，《管子》指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淮南子》则论述了形、气、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儒释道三家无不强调性命兼修、身心和谐。这些观念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也是古人对生命深刻而透彻的认识。
“富而后教”的治理传统。历代先贤无一不强调统治者既要“富民”，也要“教民”。孔子倡导“富而后教”，孟子则强调在“饱食、暖衣、逸居”之上必须有圣贤教化，朱熹则认为“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历代王朝都重视民众的道德教化、礼乐教化，使得普通民众在规律生活、衣食无忧的同时拥有精神的富足。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发展、比翼双飞，既是传承千年的淳朴愿景，也是社会的治理共识。
“耕读传家”的家风家训。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晴耕雨读”是读书人的典型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传统家庭追求的理想家风。唐末五代章仔钧的《章氏家训》，明确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耕保障生产生活，读提升文化修养，彼此相辅相成。
这些文化基因，与科学社会主义“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殊途同归，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演变，党在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上的认识不断深化、方向日益明确。
（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易经》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典籍陈述了这样的天人关系——自然之道是人类生活尊重和模仿的对象，效法自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君子修养的方法。正因如此，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儒家思想以“仁”为中心，强调普爱世间万物。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将爱施于万物是仁道的推而广之。董仲舒提到“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进一步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达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博爱精神，强调真正的君子能与天地合其德、使万物尽其性，成己成物、止于至善。
“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与中华文明固有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相适应，中国社会从先秦起便产生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强调对大自然“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史记》记载，早在舜帝时期，就设立了环保部门“虞”，负责山林川泽的保护。夏朝的《禹禁》是我国目前最早的一部森林保护法。《秦律》严禁在动物繁殖季节进行捕杀。这些都强调了取之以时、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这些文化基因，不同于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而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认知相融通，中国式现代化持续传承、践行和发展着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