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峡出平湖，巍然惊天地。
在临朐县西南部的九山镇，在松涛绵延的万亩黑松林里，一汪碧水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此，给这一片原本瘠薄的土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而谁又能想到，蓄水成库的这条高达40米的大坝，竟然建在了壁高20米、常年淌水的一道天险石崖上，被国内外专家惊叹为“亚洲第一浆砌石拱大坝”。
它是当地干部和群众联手铸造的一座丰碑，也是泽被后世的九山人民的共同福祉；它是当年6000多名建设者们智慧和汗水的见证，也是今天93万临朐人民精气神的一个缩影。
九山，是临朐、青州、寿光、滨海四个县市区的母亲河——弥河的发源地。这里山多、石多、沟岔多，土地大都是些山岭薄地。淌水崖水库修建前，九山几乎没有水浇地，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常常是“十年九不收”。
“旱就旱煞，涝就涝煞。”在九山，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提起早年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他们记忆里最惨烈的一幕定格在1923年农历六月初八，一场大暴雨淹了7个村子，250户人家遭难，柴家庄67户人家全部被洪水卷走。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或大或小发生一次。老百姓要想有个好收成、过个好年景，就必须要把水拦住，解决好水的问题。1958年，宋王庄曾联合附近村子，在淌水崖修过土坝，可一到汛期发山水，眨眼间就被冲没了。
修土坝不行，那就修石坝。1972年，九山公社党委下定决心要在壁高20米的淌水崖上建一座高40米、长260多米的十孔连拱石坝。这不要说是在50多年前，就是拿到现在，也是一个艰难而浩大的工程。而当时的情形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公社翻箱倒柜只有不足1万元的办公经费和工程预算的160万元相比可为九牛一毛；没有机械，没有技术，缺少材料……
困难如天大，可是人们的信念和干劲高于天。缺少资金，公社领导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地区和省里去争取。再不够，就发动全公社干部群众捐款。宋王庄村的一个老大娘，从一层又一层包裹着的手绢里，拿出全是毛票的10元钱，全部捐给了水库建设，这可是她大半生的积蓄。
缺少技术，大家就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时任淌水崖水库建设总工程师的王焕平老人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当大坝砌到20米高时，脚手架简直就是一道云梯，而且每块料石都在300斤左右，怎么抬上去，如何砌到坝上去，是个大难题。技术人员愁得没办法，只好向群众求教。经过群策群力，他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人工脚手架——每砌一层，就均匀地布上一圈铁环，用铁环固定立柱，再搭建横柱铺设板桥，每砌完一层，就把下边一层木料倒上来使用，既省木料又省力气。
缺少石料，他们就自己打。原有的石匠无法满足工程需要，指挥部就组织青壮年跟老石匠学技术，前前后后一共培养出1000多名石匠。更令人感动的是，30多个十八九岁的女青年竟然也学做起了石匠。她们的手上，没有不被砸伤、冻伤的，一不小心就会淌血流脓，可再苦再累再疼她们没一个打退堂鼓的，咬紧牙关顶起了“半边天”。
缺少木料，群众就纷纷把积攒多年的木料送来，甚至连准备盖房子的木料都拿了出来。六年里，群众共贡献木材近万方，一分钱不要。
缺少工具，指挥部就派人到各村收购废钢铁，组成铁匠班自己打造。一辆辆小推车，常常一走就要走出几十里地……
时任昌潍地委书记魏坚毅曾在淌水崖水库工地调研了两天，临走时感慨万千地说：“淌水崖水库的建设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事再难，难不住干部就难不住群众；天再冷，冻不住干部就冻不住群众。”
1973年正月初八，随着九山公社党委的一声召唤，6000多名民工不顾天寒地冻，撇家舍业，背起煎饼，扛起家什，从四面八方奔赴淌水崖。
这一干，就是整整六年。
条件的艰苦真的是难以想象。
没有热水，他们就“喝趴水”；煎饼干了，就用河水蘸着吃；没有地方住，他们就横七竖八地躺在河床上、坡地里，冬天就搭建小窝棚，一个窝棚里挤着七八个人，两三个人合盖一床被子，眼睛一闭上就鼾声四起。
大坝合龙的时候，老少爷们三天三夜连轴转，歇人不歇马，实在打盹靠不住劲了，把雨衣铺一半盖一半，找个干索地倒头就睡。
时任淌水崖水库指挥部副指挥的高学谦，家是七贤，他一天到晚靠在工地上，一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他家子女多，口粮不够，指挥部考虑到他的困难，提出给他点补助，没想到话刚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这个照顾点，那个照顾点，水库还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