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歌从《诗经》开始,流传几千年,生命力特别旺盛,一直担当着繁荣文化的职责。《尚书·舜典》中说的“诗言志,歌咏言”,孔子所言“书以道事,诗以达意”都是指诗和歌的作用。历史上,诗歌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特别巨大。
我以为,诗作载体,盎溢心声；寄情寓意,悟性体道；是谓融汇天地灵气而成。
诗歌具有抒情色彩、音韵之美、含蓄凝练三大优势。她不只是诗人的专利,在某些时空条件下,当感情奔涌时,谁都能哼上几句,写上几笔。作为业余爱好,我退休后借助这些优势,通过自己的丰富想象,也时不时地吟诵出几首有节奏、有韵律,能够高度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自己思想情感的诗歌来。
我所吟诵的诗歌,包含从句式分的四、五、六、七及杂言；从体裁分的古风、律绝、自由诗和词赋；从表达方式和内容上分的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
我写诗的方法遵循的是朋友讲的“赋比兴典”四字诀。赋,就是讲平仄、对仗和韵律；比,就是讲修辞,比喻、夸张和拟人；兴,就是激情所致,即兴而作,抒发胸臆,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典,就是用好历史典故。我的这些东西在句式的字数、修辞的对仗以及诗词的韵律等方面都尽量注意,唯平仄的掌握上尚欠火候。所以,从不敢向“诗人”堆里挤,只配戴“业余诗歌爱好者”的头衔。
也好,“旁观者清”,那我就从旁观者的角度就诗歌的现状和尚存的问题说几句心里话。
写诗,韵律和平仄是必须要讲究的,特别是律诗和绝句。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偏向,一是对韵律和平仄过于强求,以至于因词害义。另一种是完全排斥韵律和平仄。我以为,这两种倾向都是走极端,不可取的。写诗,首先要研究韵律和平仄。先走进去,弄明白。然后再走出来,灵活运用。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溜”,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说到平仄、押韵,又不能搞绝对,只要能达到抒情、表意、服务主题的目的就好。事实上,讲平仄只能大体而已,完全按平仄的要求去做基本是不可能的。我比对过,就是唐代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难完全做到。至于押韵,重要的是不能以词害意。典型的案例是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该词发表,寓居台湾的一位国学大师以不和韵律为名,粗口诋毁,但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该词的气势荡涤了一切杂音,其魅力征服了全球华人!最终,这位大师级人物只得自叹弗如。另一方面,故意去和音律作对,并将其视为“创新”,就不好评论他的优劣,也难说他的市场了。这些人“创新”的结局恐怕只能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吧?总之,文艺的创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
诗歌,作为时代文化的侧翼和轻骑兵,必须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历史上,历朝历代,诗歌总会根据社会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流派。但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抒情色彩、音韵之美、含蓄凝练”这三大基本特点。其创作,离不开中华民族为民咏唱的诗歌理论。
何以见得?因为诗歌是属于人民的。先由人民群众创作,再由人民群众咏唱,最后由人民群众来流传。
好的诗歌在人民群众吟唱的过程中,通过自然地筛选,去粗取精,代代相传,流芳百世。君不见,诗之鼻祖《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人民群众吟唱出的《风》流传至今的篇目最多而且最为广泛就是明证。
广袤原野激情怀,天赐灵气著华章。好的画就是一首诗,好的诗富有具象性,有活灵活现的画面感,读诗如欣赏画作。而这些具有诗情画意的场景来自于火热的生活之中,来自于你熟悉的身边的人和事。这样的好诗歌,让读者愉悦,给读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