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遗产是中华先民在与自然持续斗争与和谐共生的过程中不断孕育和造就的。中国人自大禹时代开始就有发达的治水文明，在水利工程方面颇具创造力。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以独特的中国水利智慧，沟通了中国从北到南的五大水系，并以闸坝、湾道、黄河清淤、水上立交等关键技术，辅以领先西方六百年的海拔理论，实现了古代最富科技含量的“节水行舟”。同样是对水的利用之道，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以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宝瓶口等系列富有创意的分水引水技术，以稳定可控的“四六分，平旱涝”方案，为终成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带来了“天府之国”的美誉；灵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则以独特的人工巧思沟通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漓江和湘江；而江南环太湖地区以太湖溇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配合桑基鱼塘技术，造就了江南“鱼米之乡”和“丝绸之乡”；东南沿海地区则发明了水密隔舱福船制作技艺（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远洋航行的船只大大提升了抗沉性，以独特的交通运输工具造就了贸易繁华的海上丝绸之路。
三、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文化遗产见证了几千年来对大一统政治国脉的坚守和向往。自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最早刻写“宅兹中国”开始，“中国”概念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放大，乃至形成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观念，在维系国家大一统方面发挥了凝聚族群、团结民心的重要作用。
泰山封禅对于大一统的政治合法性意义，从秦始皇到宋真宗一千多年里被中原王朝政权反复强调，泰山（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因而具有了文化和自然共生家园意义上王朝一统的政治合法性意义，被誉为“五岳独尊”。秦始皇陵兵马俑（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翦灭六国、统一宇内的宏大气势。
多民族政权融入华夏，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南方武陵山区包括湖南永顺土司城、贵州播州海龙屯、湖北唐崖土司城在内的土司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对山地民族聚居地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也见证了各民族向着中央王朝的整合之路。
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向着首都而修，既是维护南北统一的政治国脉，也是保障首都安全的经济命脉，这在隋炀帝时期开凿的隋唐大运河、元世祖时期裁弯取直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中都有鲜明体现。明清故宫（世界文化遗产）是明清时期中国皇帝以紫禁城和北京城宸居天下的全国政治中心所在，而即将于2024年申遗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则将天下一统与居中治国的中正和谐理念作了最充分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