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据于德”的文化，这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关键。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顺天（即天道）者昌，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革故鼎新，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形成了协和万邦、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志于道，据于德”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道”的完备认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循“道”而行。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明德弘道的圣贤教育
既然“道”如此重要，古人的教育不离求道、弘道的目标。正如《大学》开篇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彰明自性本具的智慧和光明的德性。朱熹解释德为：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简言之，德就是得道之人表现出来的品性特征。能够通过行道彰明自性明德的圣贤君子，才能真正承担起弘道的使命。因此，古人强调“读书志在圣贤”。也就是说，道虽然就在那里，但是如果人不积极主动地去体悟道、发现道和践行道，那么人也不可能成为得道之人，道也就不能为人安身立命、经世致用提供助益。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汉儒扬雄在《法言》中，把儒解释为“通天地人谓儒”，说明儒家对于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伦的事理、规律都能通达明了。而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家是以学道、弘道为己任。正如《周礼·天官》中讲：“四曰儒，以道得民”，儒用“道”来教化民众，所以深得民心。
《中庸》言：“君子之道费而隐。”“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道所包括的范围是广博的，所揭示的道理细微深刻，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含。尽管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但它并非深不可测、遥不可及。恰恰相反，道不远人，它就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贯穿于普通的行为和世俗的事务中。因此，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在求道入德之方上，君子应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下学而上达”，孔子等古圣先贤的伟大之处，就是让人能在日常生产、生活、工作、学习乃至技能艺术的掌握熏陶中接近道、体认道，甚至得到道，因而有了琴道、棋道、茶道、弓道、武道、医道、商道等。当这些技艺后面冠以“道”字时，就超出了谋生技能或艺术欣赏的范围，而成为明德弘道的途径。因此，各行各业都可以成就圣人，圣人出现在各行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