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科学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鲜明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认识以及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论争
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冲击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逐渐重塑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从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到甲午战败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不论是为了“救亡”还是“启蒙”，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都是绕不开的关键问题。
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强势异质文明进一步涌入国门。以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为先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主动了解西方文化，反思传统文化。其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也都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政治制度来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推动了中国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以西方标准，开办工厂、训练新军、建设学校、派遣留学生。后来的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旗号宣扬改良。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逐渐深入，中西文化冲突也更加激烈。例如，首批走向世界的士大夫代表——薛福成提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变器卫道”“体用兼该”“道器兼备”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中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新”和“旧”，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文化是由中国文化东传过去的，这就抬高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圣人的作用。可以说，他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是按照旧的传统文化来理解和接受西方新文化，兼有先进性与局限性。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制度支撑。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辛亥革命爆发，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全面改造国人文化思想才能救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出于迫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需要，出现了“打倒孔家店”“铲除一切封建糟粕”等偏颇过激行为，一些人认为中华文化等同于落后文化，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刻意忽视中国文化积极方面。例如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等等。
当然，在这些“激进”观点发出强音的同时，也遭到了“东方文化派”“国粹派”等的反对。林纾自称拼了老命也要“竭力卫道”，他指责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文学革命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钱穆也主张，“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甚至如辜鸿铭者，反将儒家典籍外译到西方，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更多的学者持有理性的主张。如，“学衡”派是以学贯中西的姿态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民族特性不可割舍。张岱年说：“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方克立后来评价道，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未能充分实现，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综合来看，这些探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消长，其背后深层次的是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出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要结束封建帝制，中国人须极力摆脱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从根本上批判传统文化，以此改造思想，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随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认识加深，其弊端也日渐显露，而且，一些思潮也有“文化侵略”的影子。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走出简单的肯定、否定，开始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但是，即便如此，国人依旧将近代落后的事实归咎于陈腐的传统文化，激进反传统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一直潜在地影响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