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仁敢于镇邪碰硬、为民除害的事迹，在百姓当中传开，而且越传越玄、越传越神，直至传为于子仁“伏虎”“打鬼”两个神话故事，令恶霸闻风丧胆、不敢造次，百姓闻之欢欣、奔走相告。其中，“伏虎”被写入多部明清小说，最早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间杨仪所著的《高坡异纂》中，后见于明代冯梦龙的笔记小说《古今谭概》之《杖虎》篇，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赵城虎》篇也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演绎。
于子仁在昌乐任县丞的六年，驱虎患、镇邪恶，逐渐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百姓在昌乐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青州府志》称其“出政廉能，吏民畏服”。于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也就是于子仁县丞任期届满的这一年，《昌乐县志》记载，老百姓自发推举德高望重的乡绅孙希孟等人赴京“诣阙保其廉能”。“诣阙”是朱元璋畅通民意的一种制度，百姓可以直接赴京向皇帝如实反映地方官员的情况，以供朝廷审视官吏并作出褒贬。孙希孟等人到南京，向朝廷表彰于子仁，称赞其廉洁能干，保举他是廉官、能官、好官。朱元璋听后大悦，召于子仁到南京，给予“赐金币升知县”奖励。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刘三吾还写了一首《送于子仁还知昌乐县》的诗表示祝贺，“新官旧县得重过，只为频年惠政多”，可见于子仁在昌乐务实惠民、勤廉从政的事迹已经在朝廷中广为流传。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据史料笔记《双槐岁钞》记载，于子仁升任知县后，原知县在考核评定时被查出不赈济灾民，应当获死罪，他就诬陷于子仁参与其中应该与他同罪，结果经青州府、大理寺等层层查明，于子仁曾经苦劝知县以百姓生死为重，开仓赈济，但是知县不听劝告才犯下死罪，于子仁不应获罪。皇帝听说之后，嘉奖于子仁是个清廉为民的好官。
于子仁不畏强权赢得民心，又依靠清廉为民经受住考验，顺利升任知县，获得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更大舞台。
八景诗写赤子情
兴水劝农惠民生
于子仁自小博学多才，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本就才华横溢。在昌乐任职期间，他走遍昌乐的山水、田野、村巷，行访民间疾苦、体验民生冷暖，写下了大量诗篇，寄托自己热爱治下山川、关心百姓疾苦的家国情怀。其中八首最为有名，后人称之为“昌乐八景诗”。
细读八景诗，我们会发现民间生活的场景和意象比比皆是，诗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于子仁的百姓情怀、为政之德，一个“百姓知县”的形象跃然纸上。据《昌乐县续志·金石志》记载，于子仁所作“八景诗”，人们读后深为感动，都夸赞是难得的好诗，于是县衙安排石匠，把这八首诗刻在石头上，放置于县衙大门前供人参读，也使这八首诗得以流传至今。
诗史为证，政德既显。《大清一统志》记载，于子仁升任知县后，在昌乐“有惠政”。他带领全县百姓栽桑种棉、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兴办教育、繁荣文化，一个社会稳定、人民安居的昌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明朝初年，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是空前的。为增加农民收入，朝廷号令百姓“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当时南方商贸比较发达，桑蚕、棉花等需求量大，而昌乐山岭丘地多，正适合发展桑、棉等经济作物。于子仁耐心做好种粮百姓的工作，大力推动种植桑、枣、棉花，经过几年的发展渐成规模。于子仁在所作《黄村黍熟》一诗中写道，“柴荆门下眠黄犬，桑枣园林晒绿蓑”，正是描绘了当时农业发展、百姓乐业的景象。直到上世纪90年代，种桑养蚕仍旧是当地百姓增收的一项重要来源。
发展农业还需要充足的灌溉水源，当时昌乐境内主要的灌溉水源之一是桂河。桂河发源于方山北麓，历史上河道弯曲，旱涝不均使得百姓深受其苦，于子仁为此也十分忧心，他在《方水朝烟》诗中表达出这样的心情：“何人吸取池中水，噀与苍生洗旱愁。”诗中的方水就是方山池，位于方山庙大殿前面，据《昌乐县续志·山川志》记载：“深可六七尺”“冬夏不溢不竭”。由于池水温度与地面温度有一定的差异，在晨光之中，经常见到缕缕雾气袅袅升起，清幽典雅，所以得名“方水朝烟”。面对如此美景，于子仁想到的却是受旱灾折磨的苍生，期盼“有谁来吸取池中的水，施惠给百姓，洗却干旱的愁肠”，字里行间彰显出深厚的为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