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于子仁带领百姓疏通河道、畅通水流，深挖塘坝存水、构筑河堤蓄水，使桂河由涝成灾、旱成愁变成涝能蓄、旱能浇，对推动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桂河仍然水旱无虞，桂河湿地公园也成为昌乐的“小九寨”。在修坝筑堤的同时，于子仁极力号召官员、百姓上山种树，改善方山水土环境，据方山《柏树碑记》记载，方山上原有1500多株松柏树，多为于子仁在昌乐主政期间所种。从山顶俯瞰，整片树林犹如一个硕大的“寿”字，故称方山寿柏，方山也因此有“寿山”之誉。目前方山上仍遗存有不少古老的松柏树，其中作为“寿”字一点的“五棵松”，已成为标志性景点。
于子仁出身寒微，经科举考试入仕为官，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极为尊崇儒学，任职昌乐期间曾扩建修缮昌乐文庙，使之成为昌乐城里最高大、最具规模的庙宇建筑群。明朝礼部尚书、青州籍状元赵秉忠曾为昌乐文庙重修专门撰写过《青州府昌乐县重修儒学碑记》，可见昌乐文庙当时之壮观。昌乐崇文之风盛行，极大影响和带动了后人对教育的重视，明清时期昌乐文脉不绝、人才辈出。据统计，明清两代昌乐进士共有30位。如清代昌乐城里阎家巷子，阎氏一门七个进士，其中包括在浮烟山麓台书院讲学的理学家、教育家、诗人阎循观，他的10部作品被收录至《四库全书》，与潍县韩梦周并称“山左两巨儒”。这为昌乐乃至潍坊后来成为现代教育名城播下了深厚的基因。
百世流芳垂青史
清廉政德鉴古今
由于于子仁整治豪强、为民除害，触动了地方豪强和勋贵利益，他们虽然表面折服，其实一直在找机会扳倒于子仁，然而苦于没有抓住实质性的把柄。后来于子仁的事迹被口口相传、渐渐神化，洪武二十九年，有人以于子仁使用妖术治县为由，将他告上朝廷。这时朱元璋实行严厉的吏治，不少官员因犯有小过就被逮捕入狱，而于子仁也被诬入狱，即将被问斩。
昌乐百姓闻听后义愤填膺，不忍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因冤致死，纷纷请求赴京“叩阍”。“叩阍”，就是当时明朝规定的直接向皇帝申诉冤情的方式，不管官吏还是平民，只要有冤要申诉，都可以告到朝廷。但如果做假证、诉假情，则有被责罚的危险。即使这样，昌乐百姓仍然不远千里冒着风险为于子仁喊冤，可见百姓决心之大、于子仁得民心之深。朱元璋听到县民申诉后，认定于子仁确实是被冤枉的，给予“爱民如子”的高度评价，不仅为其去罪正名，而且破格提拔，擢升为登州知府，由正七品一跃升至正四品。这件事当时在全国传开，各地方官吏竞相效法，勤于吏治，一时间涌现了一批政治清明的官吏。刘三吾得知此事后，又赠诗二首，对于子仁“推许甚至”，其中有诗曰：“耆民诣阙需贤令，圣主临轩借寇君。”
洪武二十九年，于子仁离开昌乐，赴登州任知府。晚年卸任回到家乡武冈州，在云山东麓择了一块隐僻的地方，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自号“七十一云峰道人”，逝后葬于头堂乡的水阁桥。
于子仁和他的事迹却永远留在了老百姓心中，成为昌乐人念念不忘的美谈。清嘉庆《昌乐县志》记载，“民不忍其去，崇祀名宦祠”，昌乐百姓举荐，将他的名字列入昌乐“名宦祠”，激励后人追踵前贤、世代敬仰。为了纪念于子仁扩建文庙的功绩，昌乐的读书人还捐资塑于子仁的铜像安放在文庙院内。于子仁的事迹也被载入《明史》《明一统志》《皇明纪略》《大清一统志》等。
人们把方山上原先的“龙神祠”改名“方山庙”，将于子仁的塑像置于庙堂正中间，供百姓祭拜。2007年，“方山爷的传说”入选潍坊市第一批市级非遗名录；2015年，方山庙被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方峰千古秀，半潭龙池万载清。明清两代昌乐知县共有187位，有建树、有口碑的很多，但百姓唯尊于子仁为“方山爷”。细品于子仁在昌乐为官留下的桩桩美谈，可以感受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政品德，体会到他勇于斗争、为民担当的勤勉情怀，以及他修身立德、廉洁奉公的行为操守，实为令人敬佩的清官廉吏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