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凝聚成为遗产，其不但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而且是文化遗存的遥远始祖、经久侣伴与共同源头，二者渊源深厚且须臾难离。当初的原始文化早已生长为圆融的文化观念，除了艺术与学术价值，还牵涉制度与行为的意义。这样，非遗自然就带有了价值观与支配性，从结构角度，这种复合性的外在指涉至少触及3个层面：（1）基于生活的表达。其针对具体的生活方式、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价值与意义，覆盖家庭生活、情感生活与社会生活，并对应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文化形态，以累积过去的经验，并保持对未来的创新。这种累积通常发生于结构的内部，如生物之进化，非物质之堆积。故保存过往的文化痕迹容易，留住精神传统则是困难的，因为精神渗透并扩张于载体，受外在环境改变而易发生突进与跳跃，故文化是内在原因，价值判断只是外在结果。（2）基于文献的描述。人类生存与发展遗留下大量的典籍与文献，真正有价值与意义的典籍文献必定不只是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要通过它们的变化方式，寻求理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趋向。这样，文化就必须着眼阶级、性别与种族，使典籍文献成为记载人类知性与想象的作品集合，即使是单一的文化形态，不但分层也是复合结构。因为遗产皆包含特定的文化基质，类型不同文化基质各异，以累积人类的思想与经验，因此其意义与指涉切忌单一化、表面化。（3）基于价值的追索。技巧技艺依附于相应载体，对其进行的保护实则是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容的活态承继。比如，对于具体的艺术品，我们总是透过载体自身洞悉其隐含的意义，并着力于制度与行为背后的精神。非遗除了物质性的文化，同时也有精神性，而这种精神性不但标示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还影响文化性格与精神品质，因而这种追索不但基于价值而且文化还会被限制在特定的指涉范围。
“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艺术品中看到生命、活力与生机”⑥，也如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所主张的“灵性论”，体现于文化遗产就是体系的贯通性，唯有物质体系与非物质体系相贯通，体系才会呈现出生命体征与活态特性。文化乃人本质力量的状态化，涵括文化的物质形式与精神形式，其自身皆具外在与内在两种结构，前者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表现形式，后者则指创造者自身的心理结构，分别对应于人本质力量状态化所呈现的外化与内化状态。人们对文化遗产体系的界定难以达成一致，源于体系内物质性与精神性的贯通，以及影响构成的不同门类与层次的诸形态间缺乏核心范畴与线索，此状况直接关乎人们对非遗本质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