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内化状态对应其心理结构，事关基因的编码序列、复制能力以及存在状态等多重文化因素，或许我们也只可能在影响文化生成的某些关键点如原点、节点与支点上获取相关的知识解读与信息建构。而客体文化的内在性指沉积于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文化精神，涉及形成、塑造以致影响民族诸性格特征的精神承载、绵延赓续与内在超越等因素，对应思想文化中的链条性与传承性，且是文化基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内在性取决于民族的思维特征与智力结构，并对应思想与精神等内在文化形态，因而成为一个民族进取与抗争的精神标识。一个民族的绵延赓续离不开文化精神，其事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因而成为民族的精神家园与图腾牵引。心理、伦理、道德与人生等交织成民族的文化精神，不但具有顽固的承继力量和持久功能，且主宰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直至审美趣味。中华文化始自孔子的儒家精神，其倡导将心理的情感作为伦理学、世界观与宇宙论的基石，承继中庸心理，并围绕儒家文化构筑了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格。“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⑦中国人善于在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中寻觅所谓的道德、理性与精神，遭遇挫折也惯习于到内心寻找真善美并在灵魂里找寻道德的根源与价值，因此中华文化始终与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勾连，对应人的情感、灵魂与精神等内在因素，因而成就文化生命体的贯通性。
今天，非遗已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以重建人文精神并重构精神性与物质性相谐和为目标，因而成为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精神武器。现行非遗的概念需要整合，其构成体系亦须重构，无论整合还是建构，均基于中华文化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贯通性。文化并非只依凭典籍与独特技艺，更是民众观念、生活与生存方式的体现。对中华文化既要区分近代、现代和当代以及新时期等不同阶段，还要重点关注源、流、今等文化内容的变化过程。因为自隋唐起，儒家文化不但形成中华文化的主干，而且融汇了道家与佛家的思想成果。因此，有关非遗的概念整合与体系重构须重点围绕儒家文化并对其相关特性进行立体阐发。包括主流文化形态的甄别性确认、知识形态的生成追述以及文化功能的全面阐释等，并特别重视心性、品性与性格等成果的汇集。某种程度上，非遗作为民族心灵的对应物，其依托有形物化形态，复现并确证的是主体的智慧、理性与知识等本质力量，因此，非遗的核心范畴必须紧紧围绕文化的内在结构，着重主体结合、同化并认知客体的内在图式，以完成观念化、符号化和序列化的过程。而从文化自身的结构来看，从“道统”到“内在超越”，历经千年沉淀累积，汇集心性、人格及品性的思想成果，包括观念、伦理、礼仪、表述、宗教与伦理等修为成果，以及伴随传统生产方式转化而形成的技艺、智慧与精神类遗产，还有察天文、观星象、地磁术以及卜占预测等，构成传统文化的宏阔体系，成为今天我们建构非遗体系的资源与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