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社会里，非遗多依托相关物什以体现物质性，一切好像自然发生、自动运行且为着满足主体的基本需求。而从文化角度审视，物质满足之后，精神需求的勃兴自然就上升为必然，表现为口头文学、民间艺术、表演技能以及手工技艺等的兴盛，因此，非遗不限于物质的有形载体，而是与主体的心灵世界须臾难离，表现为生活与文化的相互成就。前者企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主要指日常的文化生活，后者则涵括个体、群体与社会等诸文化形态。纵观中华传统主干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氏族与血缘成为农业小生产的纽带，神祇与祖灵得以成为核心并弥散于民间社会。血缘、信缘与地缘相互交错并遍布于各文化空间，稳固了代际传承并成为灵魂支撑。中华文化除了缘分的内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实用功能。“老子之于兵、荀易之于农、阴阳五行之于医、庄禅之于艺”⑩，用兵的智慧，种植的精细，医术的高明以及技艺的独特，累积形成兵艺、天文、炼丹与制造等浩瀚的文化遗存。农耕文明成就了这种实用性，其相伴于社会生活并与民族理性相随，铸就中华文化的独特基质。
这种基质源自先秦诸家的授徒、著书与立说，商周的巫史传统，以及魏晋的玄学，直至儒学主干地位的形成。特别是实用与理性相融合，社会生活与兵、农、医、艺等实用文化相融汇，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创新空间，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层是对优良传统的固守，社会上层的艺术传承，遵循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而民间的自在赓续，以“仁义”“孝悌”“忠恕”以及“诚信”等儒家传统为精神皈依，以文化多样性为目标，体现于饮食、服饰、风习、艺术与建筑等诸多物质形式。另一层是对创新的诉求，传统在持续传递中得以固化，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并不断寻求内在超越。实用让农耕传统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奠定了中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特别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但巩固了文化的主体性，而且拓展了历史纵深并诞生了诸多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