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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园子故迹寻踪(5)
下河街上的洋线市在鼎盛时期每天能够卖出棉纱高达300件(每件重100公斤)。棉纱的售卖交易活动既可以在这里钱货两清,也可以在这里谈妥,去别处交款取货。
下河街洋线市一带,当地洋线业方面的营销商(时称线庄)大多在线庄店内存货,店外路面上设摊交易。线庄由外地成批购进棉纱,再整件出售,扮演着棉纱批发商的角色。1933年,潍县全县拥有24家线庄,四年后增至60家。洋线业的发展势头由此可见。线庄不拆包零售,小本织布业户一次没有必要购买一整件棉纱,棉纱零售商(俗称线贩)便应运而生。线贩从线庄买进整件棉纱后拆包零售,逢集日出摊都能卖出个十件八件的,生意很是兴旺。洋线市一带的线贩最多时曾有二十多人。
形成棉纱期货交易市场 十多家代理店为客户操盘
因为潍县织布业旺盛的棉纱需求,当时棉纱在城市地方经济中实际上拥有实物货币的地位。在下河街洋线市一带,1930年以后,即义德栈及其东家张俊卿等商号及绅商个人捐款整修下河街相关路段的上一年,在下河街洋线市一带兴起一个期货交易市场,棉纱为市场中唯一的期货交易物品,因为棉纱的价格也是随市场供需变化而波动的。因而该市场可称为棉纱期货交易市场或洋线期货交易市场。1938年日寇侵占潍县后,棉纱期货交易一度中止,后来予以恢复。1942年以后,我国沦陷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局面日益严重,穷途末路的日寇在潍县设立纤维组合,实行物资配给制度。棉纱成为统制商品,不准私自买卖。棉纱期货也不得不终止交易。
潍县棉纱期货交易存续期间,以青岛交易所(日伪时期称取引所)发布的开盘价为参照,以5件棉纱为单位。有实力的参与方往往派专人在青岛即时了解价格行情,他们每天开盘后都用长途电话迅速向潍县方面报告,如中间有较大起伏,也随时打电话或发电报,直到收盘为止。
下河街洋线市一带的棉纱经纪人除了在市场上活动,还不断向关系户传送信息,接受买卖双方的委托。在价格稳定时,棉纱市场就平静。遇涨落较大,则人群拥挤,喧嚣声沸腾。除经纪人外,买卖双方也多亲临现场,观察情况。还有看潮头、凑热闹的人,也跃跃欲试地寻机参与活动。有些介入棉纱期货交易的人,患得患失的情绪很严重,目光发直,精神恍惚,偶与其打招呼,他看不见,也听不着。
日伪统治时期,恢复棉纱期货交易后的那段时期,因为市面萧条,商业不振,潍县商号有的歇业,有的减员,失业人员增多,其中很多失业人员当了棉纱经纪人,借以糊口。于是,除棉纱业商号参与期货交易,还先后出现了十多家代理店,经纪人专门为有棉纱期货交易需求的客户操盘,从中赚取手续费。
1941年,下河街洋线市一带的棉纱期货交易价格发生暴涨暴跌。每件棉纱的价格由一千元(日伪联银券)左右冲高到2300元,很快又跌落到860元。时任潍县商会常委的康子周来到现场,向正在交易的经纪人挥动手杖大声呼喊:“洋线价钱这么疯涨疯落,你们还敢成交?”
棉纱经纪人忌惮康子周的权势,立即如鸟兽散,这一轮交易不得不暂时停止。事后,这次涨落的盈亏,由买卖双方派出代表协商,以每件棉纱作价1200元结算盈亏金额,才结束了这场风暴。这类涨跌事件在七七事变前后,屡见不鲜,仅康子周出面制止,最后买卖双方协商用折中价格交割了事的就有三次。
潍县四家货栈总部在青岛 张俊卿系“潍县帮商人”之一
号称潍县十万织布机规模的织布业,主要生产原料是棉纱。织布业大、小生产商都需要持续购进棉纱,才能通过持续不断的再生产活动,源源不断地产出布匹。在棉纱购进环节,活跃在下河街洋线市一带的线庄、线贩等,都属于棉纱购销中间商,而且在中间商环节中处于中、下游地位。而张俊卿做东家的义德栈,则是处于上游地位的棉纱购销中间商之一。当然,棉纱期货经纪人和代理店,也处于棉纱购销中间商的地位,但从行业性质上看却是要另当别论的。
义德栈在宣统元年(1909)开张营业时,潍县近、现代意义上的织布业还处在萌芽阶段。就在义德栈开业的两年前,即光绪三十一年(1907),潍县商人张瑞芝从日本购买6台脚踏式织布机(史称织布大机),生产宽幅布匹,标志着当地织布业由传统生产方式转向近、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