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立足点——意识到必须把现代化这一普遍的任务同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当这样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实践全面展开之时，在此实践基础上的上层领域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亦即在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等。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之中，植根于一种本身是独立自主的历史性实践之中。
一
现代化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首次开辟出“世界历史”，从而结束了以往地域性的历史或民族性的历史，使之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但是，那无远弗届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也不是一个任何民族可以在上面自由表演的舞台，因为它同时还是一种权力架构，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世界历史的这种基本架构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之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化无疑是一种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规避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
应当怎样来理解和把握这种普遍性呢？流俗的观点往往把现代化（它的原则或原理）当成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并且把这种普遍性运用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但是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这种流俗的观点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如果抽象的普遍性果真具有实际的效准，那么，现代世界早就变成一个同质的和齐一的世界了。然而，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在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东亚和南亚、美洲和非洲都是相当不同的，这一进程在诸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表现也是杂然纷呈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尽管现代化的任务是普遍的，但这一任务的展开和实现却是非常具体的：普遍的现代化任务是在相当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除非这一任务能在如此这般的基础上展开，否则它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地实现；换句话说，它就只不过是停留在抽象中的主观幻想而没有任何的现实性。在这里，就出现了理解普遍性的更高的思想理论要求。黑格尔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同样，马克思把他的方法最为简要地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评论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因此，对于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真正理解，就要求一种具体化，要求一种根据特定民族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而绝不是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并将它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黑格尔把这种抽象普遍性的运用叫作“外在反思”，并将它看作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黑格尔曾多次批评他十分敬仰的拿破仑，这位伟大的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毫无疑问，法国的自由制度在当时是更高的也更合理的；同样毫无疑问，拿破仑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在当时是世所罕见的。但为什么这位不世出的天才竟无法将法国的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呢？因为尽管法国和西班牙在我们看来差别很小，但两者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除非法国制度的原则能够根据西班牙的国情被具体化，否则它就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