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3年谈到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德国的现状无疑是相当落后的，法国革命的原理无疑是更高也更合理的；但由于德国非常独特、非常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德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同样，在马克思晚年时，有不少俄国的先进分子来请教俄国道路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清楚明白且直截了当：俄国道路存在着多重的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实现唯取决于俄国具体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如果试图以英国的租佃方式来摆脱俄国农村公社的困境，那将是完全徒劳的，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更加广泛地说来，如果试图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强加给俄国，甚至把它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以强加给任何其他民族，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对其历史理论从根本上来说的严重曲解——它“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为什么马克思要严词拒绝这种曲解呢？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它没有要求任何一种具体化，而是完全非批判地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因而也就完全无头脑地将这样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了任何对象。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现代化无疑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逃脱或规避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只有在它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中，才可能真正展开并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与它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现代化，是在其国情中得到具体化的现代化。那种试图将抽象的普遍性（实际上仅仅是来自西方的观念）先验地强加给其他任何民族的设想，不仅在理论上是幼稚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毫无现实性可言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样的设想只不过是人们把在自己头脑中构造的梦想当作真实可靠罢了。
一个简要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一般来说，任何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从而使这一现代化进程获得必要的社会基础。如果说，这样的社会革命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是普遍的，那么，这场社会革命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它在政治斗争方面激烈到何种程度，则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的独特国情，亦即取决于该民族独特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离开了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具体化，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和说明一场为现代化进程奠基的社会革命。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1640年的英国革命就极大地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它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1640年的英国和1789年的法国具有相当不同的情形，除非我们能够具体地把握两者之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否则就根本无法说明这两场社会革命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事情难道不更是如此吗？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化进程同样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却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如果中国革命不采取这一定向，那么它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而当中国革命历史地采取了这一定向时（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从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并将这一事业的领导权托付给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20世纪初的历史环境，取决于由之而来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取决于种种“假设历史”的抽象观念。即使是稍有头脑的西方历史学家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写道，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黯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
由此可见，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固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的展开与实现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依循中国国情而来的具体化才是可能的，并且才会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包括革命和建设），都意味着现代化的一般使命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结合，意味着普遍性在中国的个别性中充分地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定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的现代化——或依其本质来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