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较为晚近的例子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与我们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本质相关，而且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环境（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本质相关；正是这种相关性的具体化行程，使我们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亦即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被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列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佩服到五体投地；而当他们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教条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时，只是导致了一次次的灾难性的失败。那么，与之非常不同的革命纲领“农村包围城市”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要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一句话，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而被中国化。
在文化结合的实现进程中，一方面是包容性在起作用，即能够广泛地接纳和容受外来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创造性在起作用，即能够在改变他者的同时改变自身，并通过这种改变而在两者的融会贯通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内容与新形式。佛教的中国化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所说的那样：“‘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如果中华文明没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由这种文化结合而来的中国化就是不可能的。进而言之，如果中华文明没有包容性和创新性这样的本质特征，中华文明之突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的本质特征，中国文化才能够容受外来文化的重大挑战和冲击，并将其转化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从而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其突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极大地惊叹于中华文明居然能够具有如此悠长而不曾中断的国运。而谢林曾引证文德施曼的结论说，“一个从一开始就支配这个帝国并贯穿帝国始终……的原则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如此的强大，外来的东西只能在自己的教化范围内维持一段时间，很快就被这一原则固有的同化力量所同化并从属于它”。与此相类似，在费正清看来，只有当我们认识了外来民族之征服中国，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强化了其文化传统的思想格局，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思想格局如何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我们对文化传统与文明特征的阐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为基点的，因而这种阐明本身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历史性的视域中，传统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消极的东西——仿佛现代化就是整个地脱离传统并与之一刀两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不可能掏空中国文化的实体性内容而使之变成一个空洞的容器，也不可能与中国文化恒久的传统割断所有的血缘联系。德国学者海德格尔说，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取得并且还将取得无数的成果，但只有当这些成果能够在传统中生了根，它们才会对于我们来说有真正的家园之感，并且才会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成为真正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因此，作为独特国情之本质重要的部分和文化表现，传统不应当仅被看作是一个消极的前提，毋宁说它确实是并且也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积极的前提：只是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的独特的现代化任务，才包含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意义和积极作为。同样，在历史性的视域中，传统也绝不是现成地停留在遥远古代的东西，绝不是某种可以为开历史倒车的浪漫主义提供辩护的东西。真正的传统不是纯粹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当下并因而也启示着未来的过去。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传统的精华不仅是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拣选出来并积累起来的东西，而且是在当下的历史性实践中得到积极重现并具有强大活力的东西。
因此，在真正的历史性视域中，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其文化传统的接续和光大提供了现实的前提并制定了基本方向。由此而形成的发展道路必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这种中国特色并不仅仅归结为既有的传统，毋宁说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为既有的文化传统拓展出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意义领域，为这一传统的积极开启、复活与重建提供了它充满生机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便展现出它所承担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不是回到遥远的过去，而是开启出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能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