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命运在中国降临时，中国本身并不是一张白纸，就像人们认识事物时他的头脑也不是一块“白板”一样。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中国是在自己独特国情的基础上来承担起现代化任务的；而这样的国情不仅包括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且包含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总是显而易见地起着关键作用，那么，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极其深远的。文化传统仿佛是在地表深处缓慢地活动并且起作用的，这种深湛的作用虽然看起来并不特别显著，但却是无所不在地弥漫于特定民族的整体生活及其历史性行程之中——这一点对于“轴心期”民族来说尤其如此（中国、印度、希腊和希伯来在大约2500年前几乎同时创立了它们的独特哲学，并将之保存在伟大的经典中）。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形态不仅是由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而且是由其文化传统和文明类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大论断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这条道路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并因而使其文化传统在历史上表现出深厚广阔的支配力和辽远恒久的影响力。德国学者谢林在感叹亚述、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古老帝国的没落之际，大大地惊诧于中国像一条不知其源头的河流始终在从容地流淌。如果说，这种国运毕竟与其文化品格有关，那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如此独特和坚韧，以至于这个民族实在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英国学者罗素在20世纪初游历中国之后这样认为，中国有极古极繁复的文化，在现在世界当中，老的资格，真可称最。中国的习尚，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从前在哲学上、美术上、音乐上有过极大的贡献；但这种艺术全然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和古希腊文化各不沾边。以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的基础，全不相同于基督教的社会，要教一个欧洲人去了解它的状况，已经要费多少的劲；何况再加以中国近代的事实，宜乎欧洲人想定出一个方式来改造中国，常常要走入歧途了。
伴随着中华民族决定性地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也必然开展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而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使得我们在几乎所有方面（当然也包括思想、理论、学术、文化等方面）都进入了一种“学徒状态”。我们且以学术为例来表明这一点。当中国的学术以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开辟出其现代化进程时，它也在总体上进入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不仅大部分的学术、学科是从外部引入的，即使是传统的学术（例如中国的语文、哲学、历史、政治，等等），也开始采用外来的话语尺度和方法来加以解释和阐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学徒状态延续已久。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成果丰硕的和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由大规模对外学习而来的学徒状态，就像中国整个现代化实践的开展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成果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各种学术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人们的成长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样。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转变，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例如，中世纪的哲学曾长期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只是在特定的转折点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才开始摆脱了它的学徒状态并获得了自我主张，笛卡尔也因此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同样，近代的“历史科学”曾长期处在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只是通过19世纪末的“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科学才摆脱了它的学徒状态，并成为一门如英国学者科林伍德所说的“自律的”“自我授权的”科学。个人的成长经历大体也是如此。当学生步入学校并开始其各阶段的学习时，他们也就一般地进入了某种学徒状态；而学生的真正成长，难道不是有朝一日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甚至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吗？这里很容易得到理解的是：“学徒状态”是必要的，是不可能被匆匆越过的；“自我主张”只有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才能被稳固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