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已经到达并且决定性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时，学术上或文化上的相应转折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亦即积极地形成学术上或文化上的自我主张。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其基本性质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指仅仅具有一些中国元素、中国色彩或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指摆脱了学徒状态并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只有这样的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如果说，学术上的情形是如此，那么，更加广泛地说来，文化整体的情形同样如此。它意味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志的历史性实践转折的基础上，思想、理论、学术、文艺等，也要通过相应的转折来获得它们的自我主张；而这样的自我主张在文化的整体上就意味着：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
三
在“世界历史”的基本态势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就像中华民族要在各个方面完成现代化任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中华民族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方面——现代化和独立自主，对外学习和自我主张——似乎是矛盾的，但它们只是在抽象的观点看来才是矛盾的，而在现实的理论与实践中却是历史地一致的。就像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将从西方得来的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的历史性进程一样，中国发展的自我主张也绝不意味着避开外部世界的孤立主义和自我封闭。学术上或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任意武断，而是表明它能够真正地占有从外部学来的东西——它要使这些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也就是说，成为自己的东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要秉持开放包容，但这种开放包容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从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变迁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意味着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对外学习，也意味着外来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但这一过程绝不可能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一笔勾销，也绝不可能将中国文化的传统一笔抹杀，而是意味着需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在讲到古代希腊文化创造时曾说，古代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更加强势、更加优越的东方文化；正是由于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一情形，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认为，古希腊人有一度看来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人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着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于是他们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古老史实，它说的是：对外学习和自我主张的统一就是文化结合的锻炼，而文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唯有经历这样的锻炼过程才可能真正达成的。
就文化结合的锻炼来说，中国在历史上是同样经历过的。较为早先的例子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一种外来的精神文化，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流行并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此种情形的一种评论说：佛教征服了中国；另一种评论说：中国毁坏了佛教。这两种说法都是抽象的，其实毋宁更准确地说，佛教是被中国化了。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指出的那样，佛教的中国化意味着：一方面，它对中国文明作出了补充并打上了烙印，另一方面，它又浸淫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中，无法祛除。同样，梁启超在讲到佛教的中国化时认为，中国人接受的佛教是大乘，而不是小乘；在“教外别传”和“教下三家”中，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只有很少的印度渊源，几乎全是中国人的创造；而唯识宗虽然有很深的印度渊源，但当时的中国学者（玄奘）却能够达到它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