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几天无雨,天公作美,让罢工得以顺利进行。工人们回到各自鬃场,找老板论理,滔滔不绝,义正辞严,完全没有顾忌和担心。到了傍晚,怕到期交不上货要受公司(洋人控股)罚款的老板们,经过串通,无奈接受了罢工提出的所有条件:增加工钱、减少工时、禁止性骚扰、小伤小病给管等,马上执行,立即生效。所有鬃场次日中午就开始给工人馏干粮,还另外加点虾酱咸菜,提供热开水,让工人吃顿安稳饭。
于起有个管板工流氓成性,以偷窥女工隐私为乐事,还恬不知耻地宣扬……于芝荣带着几个技术骨干面见老板,要求开除那色鬼。于起不肯,辩护说:“他就好成天说醉话,过过嘴瘾而已。”可工人们不答应,齐喊:“此处不养姑,必有养姑处!”真把于起吓坏了,走了干活的不就塌天了,于是让那色鬼卷起铺盖回家了。
次日,于芝荣联络上被克扣工钱的人,到于起账房要了欠账；问询了“德顺祥”“恒盛和”“三义堂”的结账情况；接受了助威村子斗争结果的汇报,并报告支部,于清书再向县委汇报。
这是潍县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取得的重要的胜利。
跟儿随军永葆朴素本色
在饥荒严重的岁月,于芝荣放弃跟随儿子去部队,而是和乡亲们共渡难关,由于支援乡里乡亲,她自己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于芝荣随军后,依然保留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做力所能及的劳动。
帮助街坊度饥荒 随军期间不闲着
三年困难时期,草根树叶都成了“紧俏品”。于芝荣的情况要好于多数家庭,因为大儿是军官,闺女是正式工人,小儿当兵。孩子们都很孝顺,尽力帮助母亲渡过难关。可她并没有心安理得地独享“外援”,对特别困难的街邻都尽力支援,而她自己竟得了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大儿子李巴夫知情后,给弟弟妹妹写信:“咱娘为拉扯我们受尽了苦累,不能眼看着她孤独受困,我想接到我这儿,光我说她不听,你们得帮我劝劝……”他让弟弟妹妹轮番上阵劝说,于芝荣原则上接受了,但有条件:“乡亲们还挨着饿,我走了,和逃兵有啥两样?挨饿是暂时的,过去后,我就去沈阳享清福……”
1964年,农村经济已恢复元气,农民生活大为改善,于芝荣已年近6旬,恰逢大孙子辽辽需要人照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去了沈阳。一到部队,机关领导就给她申请生活补助,她推辞说:“我本来就是个农民,哪能一下子就吃军饷?我有儿子,他管我!”好长时间,她一直穿着从老家带来的旧衣服,为此,她还和李巴夫两口子产生了“着装风波”。儿子认为,不在老家了,应该穿新衣服,又不是买不起。她说:“我不会丢谁的脸,艰苦朴素不能丢,缝缝补补,干干净净,光光彩彩!”说得胸有成竹、振振有词。儿子拿她没办法,一天回来说:“赖(传珠)政委知道您了,说这关系到部队形象,不允许。”她嘿嘿一笑:“儿子欺负老娘文化少,假传圣旨胁迫我——呵呵,我也知道有粉该搽在脸上,人的穿戴要门面。好喽,往后别抬杠,就依着你们啦!”这才穿上了儿媳妇做的新衣服,可旧的仍舍不得丢,套在里面穿。
于芝荣每天到幼儿园接送孙子,还捎带着邻居的孩子,接送完孩子,空余的时间不短,就自行找了个打扫家属院子的活儿。住家无不感动:“于大妈,您天天让我们对着地面照镜子呢。”于芝荣说:“我老了,怕闲出病来,想多活呢!”第二年,机关找了专门的清洁员,还为于芝荣申请每月36元的补助,她接受了,说:“这个数是一个工人干一二十年才捞着的工资,让我无功受禄了!”
于芝荣挖空心思找能干的活儿,就近到家属手套加工厂剪线头。没几天,负责人不让她干了,说车间空气不好,她年龄大了伤身体。那怎么办呢?不能“失业”啊,她就给家属和幼儿园孩子讲革命传统故事,另外帮着打扫卫生,包括垃圾池和厕所。
于芝荣经常对儿子说:“我总想对得起上级,不能白拿补助。”1987年她80周岁时,上级给了她厚重的贺礼,定期生活补助每月200元(两年后增至360元)。她也没有推辞,不过,钱到手还是舍不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