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狐仙”们是涂山氏的子孙,于是,乡民们为它们在禹王殿旁边建庙塑像。庙中“狐仙”们人性化的塑像男女形象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面部表情总是善良中流露出种狐形的“媚”来。当地“狐仙”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仙人”是位耄耋老者。
风俗世代流传,久盛不衰,是因为它扎根于厚重的民族文化。
历经沧桑 多次重修
如果认同郭坛的考证,从他所说的诸侯国筑台观云望气的年代算起,禹王台已在海滨屹立了四千余年。经过大自然的风化侵蚀及人为破坏,古台像一位老人,历尽苦难,饱经霜雪,但依然崇祀在乡民们的心中。自清乾隆以来,数度重修,记录着人世间的风雨沧桑。
乡民重修禹王台 请板桥书写匾额
自乾隆十年(1745)大海啸开始,禹王台周围的地方连续经过了4年的大水灾。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秋天才出现了庄稼丰收复苏的景象,到关东逃荒的人纷纷返回了故乡,重新收拾残破不堪的家园。关心民瘼的郑板桥高兴地写下诗句:“湿泥涂旧壁,嫩草覆新黄。桃花知我至,屋角舒新芳。旧燕喜我归,呢喃话空梁。蒲塘春水暖,飞出双鸳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好景不长,乾隆二十一年(1756),这里出现了更大的水灾,也许是厌烦了对水灾的记录,地方志书上只写了简单的文字:“五月二十四日霖雨,秋大水。”致使次年“沿海无禾麦”,不足以反映当时的悲惨情景。
国家不幸诗家幸,禹王台附近有一个村庄叫“魏家温庄”,村里的秀才魏来朋写下了令人不忍卒读的《鬻子行》:“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罄悬。膝下娇儿莫能畜,百许铜钱即便鬻。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翁恐领回填沟壑,儿唯知恋骨肉亲。”
读着这样的诗句,禹王台也要流下浑浊沉重的泪水。
灾难终于过去,乾隆三十年,潦水退尽,在泥泞苦难中挣扎的乡民得到暂时的休养生息,把生活的希望又寄托在了治水的禹王身上。这一年,禹王台得到大规模重修。重建禹王大殿后,又集中力量从百里之外的南山拉来石头,修起了石庙墙和石台阶,一直保留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
民间传闻,这次大殿修好后,乡民们想请“青天大老爷”郑板桥为大殿书写匾额。乾隆十二年大水,郑板桥开仓赈民,有人认为还没有得到上面的指令。他却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要是向上申报,辗转往复,百姓怎么活命?上边降罪,我一个人承担。”因此,上万人得以活命,人们记住了他的恩德。郑板桥后来辞官归里,去扬州卖画为生。庙上的一位道人与郑板桥素有交情,愿意前往扬州,捎回郑板桥亲手书写的“文明四海”四个大字,作成匾额挂在了禹王大殿上。这一年,郑板桥去世,匾额成为了他留在潍县最后的书法作品。
“相思不尽又相思”,多少年过后,禹王台还在思念着郑板桥这样为乡民办事的好官。
捻军来潍已是强弩之末 乡民上台避难以为神力
清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又要重修禹王台了。
不过,这一次的重修实在是有点儿匆忙,主要是修补台体,然后加修了一道周围台顶几尺高的土围墙,人多势众,不几日便修成。事前,听闻从安徽那边造反的捻军来到了山东境内,人心惶惶,潍县知县张楷枝通令各村修围墙保护家园。其实是配合清朝廷的“河防”剿捻战略,坚壁清野,企图把遵王赖文光(1827-1868)率领的“东捻”(捻军的一支,以骑兵为主,转战飘忽不定)骑兵队伍困死在山东半岛三面环海的死角地带。十几村的乡民不知就里,联合把围墙修在了禹王台上,共同上台避难。后来,捻军真的来了,点火焚烧了没有修起围墙的禹王台等几个村庄。
至于这次上台避难的真实情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立下一幢实情记录的石碑,至今还匍匐在台顶的草丛里。摘引碑文如下:“及至国朝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粤匪破潼关来至远里庄一带。台底就近村庄及城乡练勇者难以抵御,共同商议修台以为保障。闻者无不愿为,遂不日而成。至八月十一日间,贼至柳疃,各村人皆扶老携幼,接踵台上,其车辆牲口尽放于台下。自二十日,贼又由西而东,人马纷纷,纵横数十里,尘飞蔽日,声气连天。遂将此台围困,焚烧台下车辆,掳去牲口。当是时也,台上数万人,不但断水,而且绝粮,均不知其生死。至九月初五清晨,贼兵退至北里,人心稍安,下台取粮者多,取水者亦不少。至是日晚,贼又复来,连围九天,未曾进攻,在台围者,并未伤一丁。噫嘻!人力不至如此矣,非一神力何如?至今就近村庄男女老幼均念念不忘。故作文刊石,以为避难之一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