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谕旨,一波三折,曲尽其妙。刘统勋终于将悬着的心暂且放下了。但他明白,乾隆虽然说“朕心转以为喜”,可也暗讽他有通过参劾大臣以邀取名誉、以图幸进之嫌。看起来,他的奏折是被皇上当作枪弹使了。如此,皇上可以收一箭双雕之效,既敲打了张廷玉、讷亲等重臣,又训诫了刘统勋等言官。刘统勋诚惶诚恐之下,赶紧又上了一份奏表,称颂皇上圣明无比,检讨自己一时失察、贸然上奏。乾隆呢,不免甚为得意,除了对刘统勋在口头上慰勉了一番外,还赏了他几匹杭州府出产的绸缎。
治理河道保障漕运
乾隆十一年,刘统勋调任署漕运总督。乾隆十二年,山东、江浙一带普遍发生严重水灾,漕运大受影响。次年五月,刘统勋领命赴山东勘查河道,亲自骑马到德州、聊城、东平等县踏勘,提出了一份治理河道、确保漕运安全的奏折。乾隆十四年,刘统勋调任工部尚书后,与署工部尚书策楞查访江苏高邮州运河段被冲毁一事,就地指挥抗汛救灾,督促施工。
踏勘河道把水脉 提出对策保漕运
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刘统勋由左都御史调任署(代理)漕运总督。随着北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南方人口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开发,自唐宋起,“苏杭熟,天下足”,渐渐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自元至清的六百多年里,位于北方燕山脚下的帝国都城所需钱粮,仰仗江南(主要指江浙)的供给。而漕运,通过京杭大运河,将粮食、贡品、银两运往都城,是一条最为便捷的通道。
清政府设有漕运、河道衙门,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的品秩与各省巡抚同为正二品,漕运总督如加尚书衔则与各省总督一样为从一品。共设北河、南河、东河三人,北河由直隶总督兼管,南河由漕运总督兼管,东河为专任,名为河东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是漕运事务的最高长官,总督衙门驻淮安,属下有管、厅等行政机构,有称“漕标”的亲辖警卫部队和驻防各重要河段的营、汛等基层军事单位。
漕运的关键,在于河道畅通。河道淤塞或者决口,主要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这里是运河、淮河、黄河、汶水、大清河等众多水系的分布区。由于地势低洼,加之水旱灾害频仍,漕运时受阻遏。
乾隆十二年(1747)夏秋,山东、江浙一带普遍发生严重水灾,漕运也大受影响。次年五月,乾隆召见刘统勋,命其往山东勘查河道,提出整治意见,“以解朕忧”。于是,刘统勋风尘仆仆,日夜兼程,赶到山东济南府,听完知府的汇报,又亲自骑马,到德州、聊城、东平等县踏勘河道。不久,一份治理山东河道、确保漕运安全的务实奏折,呈上了乾隆的龙案:
济南府属德州哨马营(今属德州市德城区),有滚水坝,分消运河盛涨,而坝身过高,宜改令低,以资减泄；东昌府属聊城县运河东岸,有减水闸、引河四,历久多淤,宜挑浚(挖掘)通畅,令注入海；泰安府属东平县之戴村坝,为汶水分入大清河关键,其遏汶(水)入运(河)之石坝过高,宜稍令低,并将坝西归入大清河之水道疏通；沂州府沂河西岸之江枫口,所建滚水坝二,候秋汛无虞,再加倍,以卫兰山、郯城一带田庐。
乾隆批阅“报闻”,并着人落实。
查明河工诸弊端 亲临一线治水患
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刘统勋调任工部尚书。次年,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长官)。乾隆十七年(1752),为军机大臣,参赞中枢事务的运筹和诏令拟发。
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皇上召见刘统勋与署工部尚书策楞,令二人查访江苏高邮州运河段被冲毁一事。据说未冲毁之前,文武员弁都说有工料尚可堵塞,而管理该处运河的通判周冕,并无物料,以致束手任其决口。
刘统勋和策楞不敢怠慢,当即前往江南勘查。历经一个多月的奔波劳顿,明查暗访,查明了江南河工的诸多弊端,联合上了一道奏折:“臣等巡历河干(河岸),通查工料,实多亏缺不清。察其积弊之由,总在牵前扯后。”
关于牵前扯后之弊,他们分析了四种情况。
此外,对于高邮州运河段河闸被冲毁一事,刘统勋等弹劾河道总督高斌只以误事撤回周冕,未抓住根本,建议彻底清查。